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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艺术化的京城满族与老舍（第1页）

满族及其文化对旗人作家老舍影响究竟有多大？为什么说曹雪芹和老舍是满族人贡献给世界的最优秀的作家？

舍的出身及其有意无意的学习、渲染之环境，是得天独厚的，在他身上浓缩、凝聚了民族的变迁史。

曾有人考察过他的满族身份和老北京底层市民生活与外界大环境、艺术生活的关系。

舒乙先生说：

如果查一查清代京城的八旗区划地图，我们又会多少有点儿意外：小羊圈胡同偏偏已经游离于正红旗的居住区域之外，它属于正黄旗的范围。

可见，老舍的父亲永寿，或者是他的前辈，也有过短距离搬迁的经历。

好在他家并没走远，小羊圈胡同南面的护国寺街以南，以及出了这条胡同西口的西四北大街以西，都是正红旗的地盘。

也就是说，从他家向南、向西，都只差着几十米，便能进入正红旗原先的驻地。

我们在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想到的另一点，就是：正黄旗，正是永寿的妻子、老舍的母亲——舒马氏娘家所隶属的那个旗。

我想，对这个坐标点的捕捉，也许能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点，是象征性的：日后的老舍，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主要是姓氏与血脉，还有他那为国尽忠的高尚精神这很重要，而从老舍母亲那里继承的，却不仅有血脉，更包括一生受用的性情和品质，以及绝不轻易改变的做人方式，这想必更重要；第二点，则应当说是在老舍人生道路中分明得到印证的，他的呼吸、他的经历、他的气质、他的感情……都是从这里开始生成与升华的，这里深扎下了他的人生之根、人文之本。

舒乙又说：

从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

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一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一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

约占老北京的六分之一。

城外则应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

老舍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这里。

由这个发现所支持着的，我想，应当是这样的判断：这片作家一生写也写不够的老城西北角……这片浸润着父精母血的旗族“热土”

中，萌发出来的文化心理意识，对老舍的一生，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谈老舍著作与北京城》，载《散记老舍》8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学者关纪新在《旗人作家老舍》里则作了远景式概括：清代后期，京城满族已经将自己由早年间单纯尚武的民族，逐步改造成了一个相当艺术化的社会群体。

贫寒难捱，是长久以来落入“八旗生计”

陷阱的下层旗人最大的感受。

他们何尝不希望有朝一日，能摆脱这种困境，但是做不到，一代又一代，旗人的儿女还得是旗人，谁也挣不掉八旗制度的钳制。

……即使是旗族中间的“天皇贵胄”

、王爷贝勒们，也活得不是那么痛快，他们虽无冻馁之忧，却同样没有随意离开府邸出游外埠的权利，任凭有多少财富，却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他们只好变着法子找寻心灵间哪怕是暂时的安慰和平衡，于是，文化艺术，也就成了他们调节自我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老舍后来在小说《四世同堂》中，对当年的旗族艺术生活场景做过清晰的描绘：“整天整年地都消磨在生活艺术中。

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都会唱二黄，单弦，大鼓，与时调。

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

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子词。

他们的消遣变成了生活的艺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生活艺术是值得写出多少部有价值有趣味的书来的。

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风筝，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

老舍，落生在这么一个被里里外外“艺术化”

了的民族。

……近年来，国内的语言学者已经发表了一批论文，证实了八旗子弟（尤其是满洲人）从清初定居燕京起，近300年间，先是基本上放弃了自己的母语——满语，随即就对京城流行的汉语言，进行了极大程度和极具耐性的改造，京腔京韵，恰恰是经过了一代代视语言为艺术的满人不懈的锤炼、把玩，才变成了今天这般地清爽悦耳、富有表现力。

老舍晚年在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中间，也就此不无自豪地写过：“至于北京话呀，他（指作品中人物t我，的表哥、满族青年福海——引者注）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

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