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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6章（第1页）

和顾维钧相比，陈友仁同样是精通国际法和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新式知识分子。

不过和顾维钧在国内成长，先接受了传统文化再出国留学的经历不同，陈友仁是从小在海外成长起来的华侨知识分子。

在清末，先接受传统教育然后再出国学习法律和政治的知识分子，一般来说都会不自觉的把西方当成是文明世界，把中国视为落后的土著文明。

不管他们在口头上如何标榜自己是如何爱国的，但是在实践中他们不是要求国家体制完全的西化，就是要求按照国际法律处理中外关系，不能另搞一套。

反倒是那些从小在海外长大的华侨，因为自幼就和异民族一起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并不觉得白种人比自己更为优秀。

一旦这些华侨觉醒了民族意识，他们反倒是更为推崇中国的传统文化了。

也因为华侨具有这样的生活背景，因此他们一旦和外国人争执起来，几乎都会下意识的寻找法律漏洞，而不是如有着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留学生那样，把国际法视为了不可动摇的天条，哪怕有漏洞也不应该指出来，更不用说利用这样的漏洞了。

陈友仁的性格就是如此，自从他投身于国内的革命之后，很快就成为了一名极有影响力的报人。

只不过因为他自小在海外长大，回国的时候说不好中文，才无法被主流社会所接纳。

虽然在陈友仁面前曾经有另外一条路可选，但是他无法接受共和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最终还是投向了国民党。

虽说孙中山是在海外接受的教育，但是他对于国际法的了解基本OTg2NTc=是，欧美等先进文明国家制定国际法是为了捍卫全球各国各民族的公道，这样一个虚幻的意识。

而国民党内的高层，对于国际法的了解，基本都来自日本人的转述，毕竟这些人大多都是在日本留学的。

可是日本对于国际法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

为了维护天皇体制，有违天皇统治的国际法条文都被日本人给篡改或删减了。

于是用来捍卫帝国主义殖民世界的国际法，仅存的那么一点先进的东西都被日本人给抛弃了，最终他们学到的都是些，19世纪最野蛮最恶劣的国际法条文。

日本学国际法学的一塌糊涂，他们对于国际法的认知就是，军队出兵占领敌国的领土，然后逼迫对方政府签订割让协议，接着这块土地的归属就具备了法律效应，哪怕你再强大也不能来抢。

嗯，在日本，特别是日本军人眼中，国际法就是用来给军队出征擦屁股的法律条文。

然后从日本人那里学习法律的中国人，就被日本人灌输进了这样一种观念，中国和日本签订的条约是受到国际法保护的，假如中国撕毁自己签订的条约，那么就要遭到各国的联手进攻，这显然是不划算的。

所以中国最好的外交策略就是，尊重国际法，而不是反对它。

顾维钧要比这些国民党人进步一些，至少他认为中国的对外协议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他认为这种改变应当是中国对于各国释放更大的善意，从而化解各国对于中国的提防，简单的说就是等待各国政府的自我良心发现。

而陈友仁则又比顾维钧更进步些，他认为国家间的协议是可以随着国力的变化而做出修改或废除的，因此想要更改不平等协议的首要条件，就是不择手段的加强本国的国力，然后再依仗国力去压迫各国重新修约。

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他是真心希望国民党和共和党能够合作下去，把中国现在多党制变为势均力敌的两党制，从而真正建立起中国的政党交替执政的民主体制来。

只是，国民党内除了孙中山、张静江外，其他人都不乐意接受这位假洋鬼子的看法。

毕竟在国民党人所接受的传统教育里，从来没有那个得到政权又放下政权的势力，还能再拿回政权的。

一朝天子一朝臣，才是中国政治的现实。

哪怕大家明知道，如果共和党真的要动用武力的话，国民党还是得乖乖下台，但是他们依然想要坚持到最后，并希望共和党能够遵守民主政治的原则。

这种传统文人脑子里的一厢情愿，和无视现实逻辑的想法，显然是不能为陈友仁所能理解的。

不过他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了孙中山的身上，寄希望于这位总统先生兼国民党总理，能够明智的做出选择，先建立起中华民国政治上的规则，然后再慢慢的削弱共和党的力量。

只是，孙中山现在面临的烦恼要比陈友仁多得多。

就理念上而言，孙中山并不反对建立起一个类似于美国两党轮换的政治体制，但是他不能接受一个完全倒向社会主义的政党和国民党进行政治轮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