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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3页）

有时是亲历的实事：知青间谈恋爱，与农民打群架，反抗乡村干部欺压动了刀子，最后被公安局枪毙。

故事一个接一个，有时全室哄笑，有时唏嘘一片。

母亲嫌我不做家务，老在阁楼下喊：“六六下来！”

弄得大姐认为我讨嫌，也赶我走。

我每每做完了事，就在阁楼门口蹲着听，以便再要做事时下楼快些。

我不知道这段家史，有多少是大姐在过龙门阵瘾。

说实话，大姐比我更适合当一个小说家。

大姐没有受完足够的教育，她的黄金岁月都被“文革”

耽误了。

怎么追也追不回。

有一次她对她过去的几个知哥知妹说，命运不帮忙，要是能让她做个作家，她的经历足够写成好多部精彩的小说。

我一旁听着，替她抱屈，觉得她太可惜了。

但是在这时，我很难把她勾勒的母亲那时的形象，与如今臂腿粗壮、身材上下一般大小、没好脾气、非常不女性化的母亲合成一体。

我努力想象：母亲穿了她最喜欢的靛青色布旗袍，衬出苗条玲珑的身段，布鞋，没有一件装饰品，一头黑发光顺地往后梳成两条辫子，露出额头，就是剪成短发也行。

但她的眼睛黑而清亮，和她的脸色一样羞涩，在她微微一笑时，既温柔又妩媚，的确很美。

大姐是对的，母亲不可能没拥有过青春。

坐在母亲对面的那个男子，更为神采飞扬。

他，一身考究的白西服，头发看来是在理发店整治过的，体面，黑黝黝的头发，上了油，眼睛与眉毛有棱有角，长得比当今电影院门前广告上的明星还帅，不像三四十年代电影里的奶油小生，或戏台上的白面书生。

八角灯笼光线柔和，桌上蓝花边盘碗勺碟，瓷面细腻，一式光洁透亮。

星月上升到天空，山城万家灯火闪烁。

母亲微微低垂脸，没吃菜，双手安静地放在膝上。

他们在说什么呢？母亲竟然忘记了生平第一次穿罗戴绸进大饭馆的拘谨不安，聚精会神地听起那个男子讲他自己的身世。

这个身世，是那个男子说给母亲听，母亲在不知什么时候说给大姐听，大姐在这一个晚上摆给我听。

他说他老家在四川安岳，家贫，母亲给人洗衣做衣，父亲有力气，给人抬滑竿。

母亲前后生了十一胎，只有第八胎和十一胎活下来。

母亲给他取了个小名“长生娃”

，想他顺当长大，盼长生平安；给弟弟取小名“火林娃”

，算命先生说弟弟水气邪气重，求个吉利。

1938年安岳害瘟疫，又天旱，他的父母先后不到一周得病去世。

当时他十四岁，弟弟五岁，他们成了街上的叫花子。

有一天，他跟前经过一队拉壮丁的人马，其中一人很像早些年远走他乡的舅爷。

他跟上部队，做了当伙夫的舅爷的助手，这支川军杂牌部队兵员不够，也就不赶他走，反正他不拿饷。

部队1942年入驻重庆时，他已成了宪兵队的小头目。

抗战时期，重庆袍哥已近六七万人。

川军里几乎全是哥老会袍哥，他在“礼”

字位第五排，难怪工头见了他那副龟孙子相：“礼”

字在底层社会影响大，职业袍哥结交有钱有势兄弟，摆设红宝，聚赌抽头，买卖烟土，开鸦片梭梭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