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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章 北大六年琐忆（第5页）

有一天在北大理科大门口，与一个拉人力车者对骂，他旋骂旋向校内行走，惹得许多人围观。

有一天下午，我们正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响动，人声鼎沸。

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

旋闻该班一熟识的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好像房子塌了，言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

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

拥挤的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出，致将许多玻璃挤碎。

我那时虽知有胡适之先生，主张文学革命，但尚未见过胡先生本人。

只听同学们常说：胡先生教中国哲学史，方法新颖，内容丰富，大受听讲的学生欢迎。

民七的一晚，同宿舍的狄君武学长约我同往理科餐厅听音乐演奏。

离我们不远，坐着一位身着黑布长袍马褂，面容憔悴，头发甚长，胡须未剃的人。

觉得甚奇特，询狄为何人？他说是胡适之先生，因胡遭母丧未久，乃穿孝服，不剃须发。

我时常想：黄深研我国经史，应是衣冠整齐，态度严肃的人，胡被讥为反对旧文学旧礼教的人，应是不守传统规范不拘于小节的人。

但在看见过他们以后，觉得与我的想象完全相反。

民八秋我入北大哲学系，当时北大除本系少数学课外，可以选修旁系许多功课，且可随意去到别班听讲。

所以没有固定的课堂与座位。

以此北大学生养成一种奇特习惯，在讲堂连桌并坐的人，很少彼此交谈，甚至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间住的人，终年少有往来，且相遇时亦少彼此招呼。

所以无论在政治或学术方面，人们说北大派如何，如何，与真相实在太不符合。

北大在五四前后，有少数学术性或政治性团体，如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国故社、共进社、民治主义同志会等。

但每一团体多则一百余人，少则数十人或数人，绝没有一个能代表全体的北大派。

因为北大主张学术自由，团体与团体，以及教员、学生，个人与个人之间，见解诸多不同，而且有时互相公开批评。

如胡适之先生指出梁漱溟先生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些可疑之点。

梁先生在学校大礼堂公开讲演，为他的见解辩护，并指出胡先生的批评欠当。

同学易家钺与苏梅女士因见解不同，在报刊上激烈争辩，乃至发有秽语，引起不少同学对之攻击。

故北大在学术上有许多小派别，但绝无一个北大派。

同学对于教师，亦多不以其学术派别不同，有所好恶。

只要其学识确实优良，对之同样敬重。

例如留英回国的傅佩青先生，在北大教学一年，与几位留美而受同学欢迎的老教授，见解不合，辞职他就。

有不少同学，对之依依惜别。

傅甚感动，愿无酬为之教西洋哲学史，我亦曾往听过。

梁漱溟先生教学时，对留欧美学者之见解，常有批评，甚至对全校拥护之蔡校长的论“仁”

，曾有严刻的评议。

蔡先生给“仁”

的定义是：“统摄诸德完*格。”

梁谓这种定义叫人无可批评，但其价值亦仅止于无可批评。

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认为是曹雪芹描写其家室与身世的一部小说。

并批评蔡先生的考证，说：宝玉影射清廷某人，黛玉影射的某人等等，是笨的猜谜，犹如有人猜“无边落木萧萧下”

为日字一般。

蔡先生虽不同意梁、胡两位的意见，但对他们的学问，非常赞许。

故北大对学术研究，确是思想自由，但没有统一的思想以成立一个派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