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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真假洋鬼子通吃（第1页）

第二天，石油公司与渔民代表继续开会，代表把自己统计的损失情况摆了出来：三十三家渔民，共计损失五百万。

渔民代表以为石油公司的人不了解养殖的行情，自己可以随便定价，其中一个代表站起来说：“这是最保守统计了，少一分钱我们都不答应，我们要闹到高登县去，高登县不解决我们再到宁海，反正我们已经做好了进中央的准备。”

面对他们的强硬，陆良心中有底，不慌不忙地把盖着宁海司法鉴定中心大红印章的调查结果摆了出来：三十三户，共讲损失350.25万元，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代表们没想到石油公司已经有所准备，有些傻眼。

陆良拿着调查结果说：“边管站作为港口主管机关只负责对此事件的调解工作，如果调解不成，双方可以走法律程序进行起诉。

诸位，看这里，我手里拿的是宁海司法鉴定中心经过调查做出的结论，这是宁海最具权威的鉴定部门出的结果，在宁海具有说服力，也是法院取证的依据。

通俗地说，你们打官司，法院也只认赔350.25万元。”

代表们急了，一个站起来说：“你们官官相护，鉴定中心的人肯定得了你们的好处，我们不服。”

陆良依旧不急不慢地说：“这个鉴定是石油公司为了客观了解损失情况，请鉴定中心做的，因为考虑到向外国人索赔，他们定的金额还有些偏高，不信的话你们自己也可以请他们来做，看看结论如何。”

听了这话，代表不吭气了，他们心里清楚，这个数字比实际损失，只高不低。

陆良看他们不吭气了，才说：“这其实也表达石油公司解决问题的诚意，他们本可以撒手不管，让你们去打官司，可是考虑到大家都在草海，为了感谢大家平时对公司的支持，所以才将金额提高了。

如果大家同意这个金额，我们就不走法律程序，直接向船方交涉，要求他们尽快把钱赔给我们，这个事情我们边管站会协同石油公司去做；如果大家不同意，可以去起诉，如果大家想到石油公司闹事的话，朱镇长已经发下话来，石油公司作为当地的纳税大户，政府要保障他们的合法经营，公安机关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边是高压线，一边是胡萝卜，三个代表交头接耳商议了一下，说：“我们同意协商解决，但少了400万我们不好向村民们交待。”

陆良与吴加时也商量了一下，完了陆良说：“石油公司只能接受380万，这多出来的30万还要石油公司自己出。

如果同意我们就谈，不同意就回去吧。

石油公司为草海提供了多少帮助大家是知道的，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伤了雷总的心啊。

他说了，这一次如果不体谅公司，以后谁家有了困难，或者想在草海安置就业，就请不要到石油公司来了，石油公司招待不起。

另外如果闹事，所有草海镇在石油公司上班的人一律辞退。

不照顾公司的经营，公司也不好保证大家的饭碗。”

最后这句话是陆良自己加上去的，这是杀手锏啊，他知道草海有许多人在石油公司就业，可以说，这些村民不是自己，就是亲戚朋友，都有在石油公司上班的。

另外过年过节，谁家有困难，石油公司都会去慰问，这也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既然石油公司已经松口拿钱，赔偿款也不少，加之渔民方违规养殖理亏在先，闹下去也不见得有更好的结果经过综合考虑，最后他们点头同意了石油公司所报的赔偿金额。

吴加时在一旁松了一口气，心中佩服陆良，别看这小子年轻，但是眼光毒，办事狠，敢说更敢做，专挑别人痛的地方下手，一下子就抓住了渔民们的痛处。

两人将渔民这边的情况向雷永青做了汇报，雷永青对结果表示赞许。

渔民这边摆平了，下一步就是如何让船方赔付这三百五十万了。

事关重大，雷永青亲自跟着陆良一起到了船上。

船长是一名塞尔维亚人，长着一副典型的斯拉夫人的模样：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留着大胡子。

虽然自己的国家内忧外患不断，但保持着西方血统对东方人骨子里的优越感。

船务公司的中方代表也来了，是个美国华华裔，高高瘦瘦的，一身的香水味道熏得陆良鼻子难受。

陆良两人到了他的宿舍，他让船员把两人带到了会客室，理由是不在宿舍办公。

陆良骂了一句：真他妈的能穷装逼。

到了会客室，在公司代表的陪同下，船长正襟危坐，仿佛等待外国使节朝觐的王者。

看到他那副趾高气扬的加热，陆良心里就不舒服，他调整了一下情绪，不卑不亢地说明了来意，船长一听说要赔钱，立马由刚才的彬彬有礼，变得怒容满面，用英语说：“是你们中国的渔民不遵守法律，在航道限定区域内搞养殖，按照国际惯例，他们要自负全部责任。”

陆良不卑不亢地说：“船长先生，你不要忘记这是在中国的国土上，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按照国际惯例是不能在航道限定区域搞养殖，但是，中国法律还规定，进入中国的国际航线船舶，如果不听从引水员的指挥，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船方承担。”

那华裔代表用中文说：“我了解中国的法律，并不像你说的那样，船方承担全部责任有个前提，那就是中方这边没有违法行为。”

陆良最恨这些香蕉仔，外黄内白，仗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对付中国人比白皮肤的外国人更狠。

陆良没有理他，还是用英文与船长交涉：“船长，你要承认，如果你听从了我们引水员的安排，就不会造成这种后果。”

雷永青挺佩服陆良流利的英语，他虽然听得懂，但要表达起来却困难得狠。

他用中文加了一句：“对，我们租船时就在合同上加了注明，如果船方不按要求操作，造成不良后果，要负担我们公司的所有损失。”

华裔代表说：“军官先生，我能听懂中文，也懂中国的法律，请你用中文与我直接交流，我是船方的全权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