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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洋彼岸灿烂的孤独落入凹洞的领事（第12页）

20世纪40年代，聂鲁达已经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拉美诗人。

不少国家要求诗人准许他们翻译出版他早年的旧作，却遭到了拒绝。

他不愿意再版那些充满绝望、沮丧情绪的诗歌。

他永远忘不了那个在树下留下一本打开的《大地上的居所》然后自杀的智利青年，他感到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谴责。

更何况，这时的聂鲁达，早已走出了东方，走出了曾经使他窒息的孤寂。

经历了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诗人，已经成为为了智利更为了世界各国的和平进步而战的自觉战士。

他发现、认识了一代满怀希望、勇敢奋进的青年，他自己也早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949年在墨西哥举行的拉丁美洲保卫和平大会上，聂鲁达说：“重读那些我曾经认真地下过功夫的作品，我突然发现，它们已经不再有用处了。

它们太陈旧了，它们带着一个死亡的时代的苦难的烙印。

一页一页，我重新阅读，仿佛任何一页都没有价值去重新获得生命。

没有一页可以作为建设用的钢铁；没有一首诗能够给人们带来他们所需要的健康和面包。

我否定了它们。

我不希望这些往昔的痛苦给新生活带来沮丧。”

投入火热斗争的聂鲁达，看到了未来和光明，告别了孤独和失望，告别了黑暗和死亡，他认识到作为诗人必须考虑社会效果，真正的诗人应该写出真正的诗——建设生活的钢铁和面包。

聂鲁达找到了正确的创作原则，而且坚持了一生。

但他对自己具体作品的认识和评价是有变化的。

不久诗人就“赦免”

了这些曾被否定的作品，允许它们再版。

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对这些抒写了“往昔的痛苦”

的作品做了如下评述：“在某些场合，我也讲过否定《大地上的居所》的话，不过，说这种话时我想的不是诗，而是这本书散发出来的悲观的严峻气息。”

“我认为，在我的作品中，无论是阴郁然而重要的《大地上的居所》，还是空间开阔和充满光明的《葡萄与风》，都有生存在某处的权利。

我这样说并不矛盾。”

1971年，新的法文版《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第二卷）出版。

此版以胡利奥·科塔萨尔胡利奥·科塔萨尔（1914—1984），阿根廷小说家，当代拉美新小说代表作家之一。

“致巴勃罗·聂鲁达的公开信”

为序。

他写道：“巴勃罗，我非常理解，你作为诗人的人生道路已经使你远离这头两卷《大地上的居所》，你以你认为必要的态度摒弃了它们。

你后来的诗，继续由你的生活涌流而出的伟大的《漫歌集》，在你南美斗士的意识中远比这两卷诗重要得多。”

这位以标新立异的“反小说”

《踢石戏》闻名于世的阿根廷著名作家，在这两卷神秘费解的《大地上的居所》中发现了它所蕴含的硕壮的种子。

在同一封信中他写道：“……这头两卷《大地上的居所》孕育着你未来的诗篇；而且，与此同时——不管你意识到与否，它们还孕育了你这位革命诗人。”

这就是《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第二卷）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