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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洋彼岸灿烂的孤独落入凹洞的领事（第2页）

他大睁着两眼，兴致勃勃地观望着广阔而陌生的世界。

圣地亚哥《民族报》陆续发表了多篇他在旅途中寄回的“记事”

。

这些相当于诗人旅途日记的文章，文笔诙谐，文思敏捷。

他的目光，不但深入了自然，而且掘进到了人的隐秘内心。

担任驻仰光领事，是聂鲁达多方设法奔走了两年才谋到的差事。

那一天，诗人在外交部的保护人一连串报出了几个分散于世界各地、有领事职位空缺的城市，问他想去哪儿。

被好运突降弄得不知所措的诗人，只来得及捕捉到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名字：仰光。

当他拿到派驻仰光领事的委任书时，甚至还弄不清这个城市究竟在哪儿。

他和朋友在外交部大厅那架有道很深凹痕的旧地球仪上找了很久，没想到仰光正在那个凹陷处，那儿是亚洲。

当他兴高采烈地走到街上，又忘了那个对他来说是如此陌生而又如此重要的名字。

他只能告诉前来祝贺的朋友们，他将要去的是神奇的东方，他被派驻当领事的地方，就在地球仪上的一个凹洞里。

曾经那么渴望早日离开智利的聂鲁达，绝不会想到，他穿洋过海，结果真是落进了凹洞——深井一样的孤寂之中。

亏得他足够强健，未遭灭顶之灾。

从1927年到1932年，聂鲁达先后在缅甸仰光、锡兰科伦坡、爪哇巴达维亚、新加坡任领事。

评论家说：这是诗人一生中最苦闷的时期，这是诗人精神危机的时代。

诗人本人则作如是说：“这是我诗歌创作的最痛苦的时期。”

聂鲁达在锡兰

作为领事，他的薪金是从领事馆收入（如果有这笔收入的话）中提取的，不但非常微薄而且没有保障。

他的平均工资，仅相当于当地的三流店员。

而且，当没有货物运往智利时，他就没有工资收入。

他曾有一连5个月拿不到工资的可悲又可怕的记录。

而领事馆必不可少的一切费用：家具费、房租、邮资等却都要由诗人一天不差地按月支付。

他无权开支旅差费，当突然接到调令时，他甚至没有钱买票上路。

他不得不像当年住膳宿公寓的穷学生时代那样，继续睡在简易行军床上。

每个月末能拿到一份固定的、可以糊口的工资成了诗人的奢望。

他仍然不能摆脱没有钱的窘况。

当年圣地亚哥的穷大学生，如今虽然当了领事，依然甩不掉一个穷字。

然而，使他感到痛苦的不仅仅是穷领事生活的艰辛；他所面对的一个真实的东方社会的贫穷苦难，更如噩梦般压在他心头。

欧美人远隔重洋所津津乐道的、有着迷人异国情调的神奇东方，在诗人面前揭开了它那神秘虚幻的面纱，丧失了它罩在头上的诱人光环。

曾经强烈吸引过他的描写东方风土人情的洛蒂洛蒂（1850—1923），法国作家，原名于利安·维奥。

等作家的小说，如今对他已完全丧失了魅力。

他每天都在读一本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的、令人惊心动魄的东方现实生活的书。

他生活在英国和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国家，残酷的殖民统治，给这些国家的生活打上了野蛮的烙印。

他不能不直面浮游在周围的惨淡的人生，正视触目惊心的苦难。

每天都有千百人死于霍乱、天花、热病和饥饿。

诗人眼见的是剥削、贫困和愚昧，接触的是使他憎恶的殖民政府的官僚、商贾和公开劫掠东方珍贵文物的强盗。

东方留给他的印象是：“一个不幸的人类大家庭。”

在圣地亚哥，聂鲁达朋友成群，生活在友谊的海洋之中。

而在这遥远的东方，他却落入无边的孤独中，过着形同流放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