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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灭门案背景复杂（第1页）

陶为英家的房子就是陶为良帮助调换的，陶为英结婚比陶为良早，结婚的时候，住的也是房管所的房子，但房子比较小（一间房子和一间小厨房），陶为良当上科长之后，便帮妹妹调换了一个三房一厨的大房子。

文革中，余伟杰思想激进，说了一些不瞒现实的话，写了——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文章，结果被革命小将和造反派批斗，陶为良请好朋友区革委会主任解解放喝了一次酒，还帮解主任调换了一套大房子，余伟杰才得以解脱。

陶为良的表弟戚建平，年龄三十九岁，在下关轮渡码头工作，他也是陶为良家的常客，但宁志秀并不欢迎他，因为他来只为一件事情，那就是找陶为良借钱，名为借钱，实为要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戚建平染上了赌瘾，因为经常赌钱，老婆跟他离婚，带着女儿走了。

离婚以后，就更没有人管了，父母年事已高，想管，但管不住了，儿大不由娘嘛。

戚建平每个月的工资到半个月的时候就没有了，手头拮据的时候，戚建平就到陶为良家来“借钱”

，除了到陶为良家来，他还跑到陶为良的单位去“借钱”

，陶为良是一个没有引信的炮仗，只要戚建平开口，他都会“借钱”

给戚建平，虽然不多，但总不会让戚建平白跑一趟。

陶为良在房管所当领导，管着全区几十万间房子，所以，平时巴结他的人很多，除了工资以外，他有一些灰色收入，烟酒之类的东西，宁志秀知道，但如果是钱的话，宁志秀就不知道了——陶为良跟老婆说，也有送钱的，烟酒可以收，不收就会得罪人，烟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钱绝对不能收，收钱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每个月的工资，陶为良都一分不少地交给宁志秀，至于别人送的钱，陶为良就作为私房钱藏匿起来。

这些情况是戚建平提供的，陶为良的私房钱，单位藏一点，家里藏一点。

因为宁志秀不欢迎戚建平，所以，后来，戚连平干脆直接到单位去找陶为良“借钱”

。

陶为良之所以对表弟戚建平有求必应是有原因的，陶为良小时候是在姑母姑父的照顾和呵护下长大的，父亲在部队，父亲就把陶为良托付给姑母姑父照应，连读书的事情都是姑父找人办的。

姑母就戚建平这一个孩子，陶为良不帮衬戚建平，谁帮衬呢？

在几份谈话记录中，有一份是郝队长和戚建平的谈话记录（笔者在说明陶为良的社会关系图的时候，顺便涉及一下与之相关的谈话记录），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号的晚上，戚建平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打麻将，从晚上七点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在此期间，戚建平不曾离开过牌桌。

郝队长也找几个麻友核实过了，戚建平没有撒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号夜里，戚建平确实没有作案的时间——因为他一步都不曾离开麻将桌。

陶为良的同事吴启超，年龄四十九岁，区房管科副科长。

吴启超和陶为良是公认的宿敌，陶为良进房管所的时候，吴启超就是副科长，所有人都认为吴启超是科长当仁不让的人选，即使在陶为良被提拔为第二副科长的时候，大家也都是这么认为的。

可老科长退休以后，所领导突然宣布陶为良担任科长。

为这件事情，吴副科长在家养了将近一个月的病。

陶为良之所以能当上科长，确有不少过人之处，他和同事们关系很好，包括和吴启超的关系，场面上，工作上，他对吴副科长一直恭敬有加，完全是一副唯唯诺诺、低眉顺眼的脸孔。

最厉害的是他善于走上层路线，逢年过节，他会往领导家里跑，别人送给他的礼品，一部分让陶为良孝敬了领导。

陶为良出事以后，吴启超还说过“报应”

“因果轮回”

之类的话，警方找他了解情况的时候，吴启超也没有否认自己说过的话，陶家出事，他确实幸灾乐祸过，他还说陶为良不是一个正人君子，算计了一辈子，结果把自己老婆和两个孩子的小命全算进去了。

吴副科长确实非常恨陶为良，但他从没有动过加害陶为良的意思，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号的晚上，他在外甥子家喝喜酒，从晚上六点半一直喝到十点钟，最后是外甥安排他在宾馆睡觉的，和吴启超睡在一个房间里面的还有外甥的另一个亲戚。

经过调查，吴启超所言非虚。

吴副科长也没有作案的时间。

吴启超和陶为良之间是有矛盾，但这种矛盾还没有到杀害陶为良的份上，更没有到杀害陶为良和妻子儿女的份上。

制造陶家灭门惨案的人一定和陶家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人——连吴科长都这么认为。

吴科长还非常肯定地说，陶为良在房管所唯一的仇人就是他吴启超，陶为良为人和善宽厚，在单位里面人缘很好。

如果不是吴科长一心想当科长这档子事情，连他都喜欢陶为良。

陶为良的小姨子——宁志秀的妹妹宁志美，年龄四十岁，家庭主妇，她也是陶家的常客，因为夫家的家境好，她在经济上比较宽裕，她育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她特别喜欢陶嫣红、陶嫣然姐妹俩，每次给女儿买衣服，自然要捎带给陶嫣红、陶嫣然姐妹俩买衣服。

陶嫣红。

陶嫣然姐妹俩身上穿的衣服，大多是姨娘宁志美买的。

前面，笔者提到陶嫣红、陶嫣然身上的睡衣就是宁志美买的。

宁志秀对妹妹一家人也不薄，她在医院工作，宁志美家的人，从老到小，不管谁生病，肯定是宁志秀出面，看病的医生，是她安排的，住院的床位也是她安排的，需要陪护的时候，她主动陪护，因为她是医生，所以，大部分陪护的任务都是由她负责的。

文革初期——即一九六八年春天，红卫兵和造反派刮起了一股抄家风，地富反坏右成了抄家的对象，资本家更是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