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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章 济南城杀出的抗日名将（第2页）

所以李延年和王耀武二人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作战非常拼命，尤其是王耀武率领的七十四军打满了整个抗日战争全场，淞沪会战，南京会战，上高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湘西会战等多次重创日军，而李延年率领的第二军也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昆仑关大战，潼关大战等多次大战中也表现不俗，当时军中盛传一句话叫做“三李一王”

之说，说的就是王耀武，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这四个山东籍抗日名将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李延年和王耀武先后以山东受降区主官和SD省政府主席的身份返回济南接受日军投降，此时距当年李、王二人逃离济南已经整整十七年了，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李延年和王耀武也算是狠狠的出了一口恶气

济南惨案对中国局势的意义，难以轻忽。

迎接RB的挑战，已成南京国民政府往后的施政重点。

1928年5月10日，蒋校长自记：“余自定日课，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以至国耻洗雪净后为止。”

数日后，复向参谋长何应钦指示裁军、整军方针，除军队编制、经理外，特别重视完备航空、海军以及骑炮工辎等特种兵科。

蒋氏的国军编遣构想，已在酝酿。

在教育方面，蒋另电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亟称“国家危亡，至此已极。

挽救之道，非从兴学养廉，激浊扬清入手，别无他法”

。

然而，国民党人在强调“国耻”

的同时，日益与广州时期、北伐初期的激进宣传渐行渐远。

“济案”

爆发之际，国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代主任何思源适在城内，急向各民众团体及各军劝告“不要宣传、张贴标语及开露天大会，以免引起重大交涉”

。

7日，党人成立“济南各界五三惨案后援会”

，然只注重调查、抚恤及国际宣传工作，并不积极攻击RB，“以免激动感情，惹起大祸”

。

和北伐初期的汉口、九江租界事件相比，处置办法确有差异。

国民党高层在全国各地群情激昂、函电纷飞的情势下，事实上是竭力克制“群众大会游行之表示”

。

5月10日，中央常会通过《五三惨案宣传方略》、《五三惨案宣传大纲》，严禁刊载于报纸，要旨即为“说明本党对日政策在以和平的手段”

，“宜极力保护列国的侨民财产之安全，于日侨亦当同样保护”

，“各种集会宜多重代表合议之形式，由各代表负责的各团体分别执行”

，又特别强调“一切封闭商店、检查及烧毁存货、罢工罢市之无益行动，皆徒损国家元气，而伤国民之富力，宜极力避免”

，“切不可召集大会，作游行之宣传，以免引起意外之事”

。

至于中日两国就“济案”

的直接交涉，直到1929年3月28日，始由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与RB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签署相关协议，如下：一，于互换签字之日起，两个月内，RB撤退山东全部驻军；二，撤军后的接收办法，双方各派委员就地办理；三，济南不幸事件认为既往不咎，相互不课军事行动的责任；四，组织共同调查委员会重新调查双方损失。

4月2日起，中日双方委员在济南商议交接程序；4月15日移交青岛，5月4日移交济南，同月20日，山东日军全部撤离。

济南事变终告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