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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章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第2页）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

胡君真是“旧学邃密”

而且“新知深沉”

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君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

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

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联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

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

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

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

，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

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学科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

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

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

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

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

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

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

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

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

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

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

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

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

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

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

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

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

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

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