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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入侵东方最先的动机从十字军恢复圣地开始，一直到西葡瓜分世界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出现，这个巨大的扩张浪潮的主导因素都不是商人和资本家，而是信仰基督教的贵族和希望散布主的荣光的传教士。西葡都是典型的天主教大本营，对全球的扩张带有十分明显的宗教战争色彩，反而经济殖民色彩十分淡薄。没有什么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几乎就是单纯的摧毁落后文明，敲骨吸髓的压榨殖民地财富而已，建立的政权不是为维护一个繁荣的殖民市场而存在，几乎全部的工作都是为了防范殖民地的反抗和与本国的落后产能竞争。
教堂一定在各个殖民地城市中处于中心位置，也是最辉煌壮观的建筑，至于其他的市政工程和基础设施也基本都是围绕着教堂和总督府运转。对本地的农工商业基本没有贡献和支出。
这种一定会导致内部不满的政策十分的搞笑，在穿越众和后世的人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倒退。但是在当时的时代，代表先进文明的是已经进入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的西葡两国，而不是处于原始社会到封建时代不一的各个殖民地。拥有游戏规则制定权的殖民政府没有实施像蒙古人一样的种族灭绝政策就是极为先进的存在了。
基督教的核心就是让所有人类成为基督徒的救赎传教机制，和繁荣经济的科技流毫无关联。在各个殖民地运用最先进科技的地方不是人们的起居场所，而是为殖民者榨取财富的种植园、矿山和码头。
从西方的700年后的经济学家的话语中还能看出这种原始的手段产生的遗毒‘大洋洲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上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茶，而且我们的咖啡、白糖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
语气中仅仅只是阐述事实而已，但是流露出的得意洋洋在深受现在经济理论洗礼的穿越众眼中无异于小丑的卖弄。随便一个接受过经济常识教育的现代人都不会选择这种低效率的剪羊毛方式。
西葡两国的虔诚基督徒扮演了萧何的角色，应了那句话。殖民帝国的建立得益于宗教的推动，同样也毁于宗教的僵化和奢侈。
远远不断的殖民地财富没有推动西葡两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反而让西葡两国的上层人士奢侈无度，贪婪和愚蠢往往同时出现。大量黄金流入，并未在国内转化为资本刺激工商业，相反，它引起物价急剧上涨，使工业品成本高居不下；同时又冲淡人们对发展工商业的重视程度，听任外国商品充斥市场，货币源源流向外国，形成恶性循环。
两国权贵们将轻易到手的财富用于购买大量的奢侈品和消费品，物美价廉的英法荷生产贩运的毛呢、粮食、木材、金属制品吸干了两国上上下下每个人的钱包。
两国的君权神授支撑的王权制约着工商业的发展。对城市自治权利的剥夺，使城市丧失在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示范性作用；无力清除地方割据势力，缺乏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和经济发展缺乏必需的社会秩序；帝国体系维持需要的庞大的军费开支，打击了资本积累和投资工商业的期望与信心；对异教徒的大规模驱逐，迫使数十万富于进取心的熟练工匠携资本逃离本土。
两国缺乏近代经济发展的人文背景。收复失地运动中形成的民族热情虽利于海外冒险扩张，但同时形成骑士精神的傲慢，及鄙视工商业、崇尚奢侈的偏见。当欧洲普遍发生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宗教改革时，天主教会却渗透到两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西班牙的衰落还在于它卷入欧洲无休止的争霸战争中及维持海上霸权所付出的沉重的财政代价。镇压尼德兰革命失败，无敌舰队全军覆灭、三十年战争失败，海外殖民霸权转入荷兰和英国手中。
种种原因，天主教起码要承担三分之一的责任。天主教的这种奢侈、排外的教旨在和新教的简朴、实用的特性面前毫无竞争力。荷兰人甚至为了和中国通商不惜在满酋面前卑躬屈膝，英国人为了原始积累愿意充当海盗，法国的天主教是其落后与英国的一大主因。
中国要想开拓殖民，需要的精神推动力也不能仅仅依靠暴利和赚钱等理由来支撑，必须学习西方精神和物质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道路，除了赚钱之外还要一个精神信仰来支撑殖民事业的思想领域。后世的文献资料显示如果没有对上帝的虔诚信仰，诸多探险家们能否获得成功就要挂上问号了。在败血症、热带疾病等诸多危险面前，正式信仰支撑着这些殖民者的最后的坚持。
因此穿越众起草了一个适合国情和亚洲传统的新宗教战略。和西亚北非的伊斯兰教，欧洲的天主教不同的亚伯拉罕诸教老对手，信徒数量和质量可以比肩甚至超越的佛教就担起这个重任了。汉地佛教的核心就是入世修行的，具有和新教类似的简朴实用属性，在现实中主导人们的精神世界引导工作，具备和新教一样的先进性。
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赵守忠和李基合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著作《佛教精神和大同主义精神》。
赵守忠在该书中论述宗教观念（佛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全书正文分上下两篇，共七章。李基力图使用分析统计数字确立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兴业兴趣和成功率与佛教背景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李基指出：“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佛教徒。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对这种现象李基举了许多例子分析其中的原因，指出，从表面看似乎是由于其他教专修来世，汉传佛教着重现在的物质享乐，但同时却又存在既苦修来世又腰缠万贯、极度的虔诚和毫不逊色的经商手腕的惊人结合。
这种结合使人们可以推测：“在以苦修来世、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为一方，以身体力行资本主义的获取为另一方的所谓冲突中，最终将表明，双方实际上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问题只能是：“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或不管将其称为什么精神）的觉醒中往往被归功于佛教，必须不要像流行的看法那样将其理解为对生活乐趣的享受。如果旧日的佛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在所谓多少带点唯物主义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声色享乐中寻找，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
李基引证了前宋的宗教学者、大高利贷者、大相国寺主持无上禅师的话，来分析资本主义精神。李基认为虽然很难说资本主义精神已全部包含在他所引证的无上禅师的话里，但这些话确实以近乎于典型的纯粹性保存着我们正在寻找的资本主义精神。这就是“个人有增加自己的本钱的责任，而增加本钱本身就是目的。违犯其本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这样一种观念、一种奇特的伦理、一种精神气质。就是说李基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个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当作一种职业责任，被看作是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李基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李基所定义的理想大同主义（资本主义的另一种翻译）是有严格限制的，不是通过抢劫、掠夺等暴力手段获得原始积累，而是以合理地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为特征，这种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与佛教徒那种井井有条、系统安排的入世禁欲主义生活方式是完全相一致的。佛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理性资本主义与佛教伦理都只出现在东方文明中，而且，在李基看来，几乎所有与理性资本主义有关的种种因素也都是东方文明独有的。上自西周时代延续至今的乡老自治制度，下至体现理性化灵魂的股票、支票、债券等商业化手段，无不反映了理性主义的特点。东方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一般特征，就是理性主义。其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整个东方文明传统。不同的文明形式产生各自独有的精神核心，宗教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发生在东亚的佛教改革原本是出自宗教动机，但佛教伦理所表现的现世禁欲精神，合理安排的伦理生活却无意中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开展，佛教伦理赋予了经商逐利行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而印度教、天主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看待宗教就是工具论，这个玩意儿好用就用，不好用就打压。穿越众自然也不会和梁武帝一样昏聩，搞宗教改革势在必行，也是顺应时代需要。道教的凝聚力和神仙体系实在太差，在殖民时代和其他文明神灵的扩张、兼容性太差，不能成为帝国扩张所需的世界性宗教工具，只能作为国内本土宗教的部分补充。儒家耻于言利的虚伪又不太适合时代需求，只能作为教化民众道德伦理的辅助，作为避免帝国成为拜金主义的一个反制不良风气的反对党。
在古代亚洲，佛教从事经营产业和放贷（禅宗的教产土地用于出佃收租，大相国寺的高利贷可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现象，日韩的寺院吃相更难看）的历史由来已久，人才济济更是众多后世管理学家推崇的无底薪团队，在经营水平上是唯一可以和一赐乐业人相媲美的人群了（其水平参见少林寺招生网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