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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曾发表张蔚星先生的《说一说钱学》，对当前的“钱钟书”研究极力贬抑。不久，蒋寅先生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同类性质的文章。足见人们在这件事上存在极大的分歧。我的看法是“钱学”的兴衰还是顺其自然，一些中青年学人自发自觉地整理、“普及”、“宣传”“钱学”，完全不是坏事，相反，它可以做、应该做、值得做。
张不这样认为，他的说法是必须通洋文、通国学才能阅读钱钟书、研究钱钟书；蒋的看法是不读钱钟书读过的书就不能读懂钱钟书。二人的看法在我看来都是片面的，试以析之。
明眼人都会发现，钱著中“外国的军火”（洋文）只是辅助的东西，跳过它我们完全能理解，因为文章对每句洋文都有汉译。钱先生撰写古奥深文的目的多半是为了将中外文化打通，得到其中的思想即可将小小枝节上的问题忽略不计。
洋文、国学半通不通如我，自信已吸收、消化了绝大多数观点、思想，得益之多超过任何教科书。他的著作比那些有“必读价值”、是“基础性研究”、不乏“学术范式”的东西其身价不知要高出多少！
我一贯认为，对“钱学”只有通盘理解以后才能融汇贯通，真正体会出它内涵的博大精深，结构的新颖独特。
《谈艺录》、《管锥编》固然是笔记体，一则一则的，看上去真像“小巧精深”，而非“博大精深”，可是加以联系、梳理以后，就会发现“小巧”实在只是表面化的特征，它们的“博大”体现在似嫌松散但前后不无关照的内容之中。
以《管锥编》为例，它不用体系，没有整体的结构，“整部书就是片断的汇集”，像一捆手榴弹，虽由个别引语组成，但每次摘引都试图想通电、点火，好比电影蒙太奇，通过千万次的管窥，视野不断扩展，经个别接触而广建联系，利用和发展了中外关于艺术家和学者的观念。
《管锥编》的内容太多太杂，涉及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什么样统一的“体系”都装不下这样丰富内涵的思想，所以，他不想建构自己的“体系”或文化大厦，对建立这种“体系”也不感兴趣，认为它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在他看来，很多思想体系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像一座倒塌了的大厦，只剩下片言只语可供后人利用，正如废墟里的材料。
一部繁琐的著作中能够留至现在的大抵只是几句话——几条定律，而这些定律的适用范围又被后人进行了严格的限定。牛顿的科学论著今天就很难有人去通读。
一位大哲学家建立一个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其最终命运比牛顿幸运不了多少。
钱钟书不愿看见自己的理论著作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他只采明珠，让它们一颗颗、一条条置放一处，结结实实、内外放光。
因此，《管锥编》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立得住、传得下，在于其质量，货真价实、举一反三、包罗万象，在于它是一个取用不尽的宝库、金矿。
对此，德国学者莫妮卡说：与劳斯贝格的《文学修辞手册》、威洛克的《现代文评史》、李约翰的《中国的科学与发明》相类似，《管锥编》有双重用途，一方面它像一部电脑，储存了很多文学实例，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很多专门研究的题目，每个题目可以做成很长的论文，甚至很厚的学术专著。
就每则笔记内部而言，它也具有结构，像首尾相衔的蛇，“每段通常由一古籍的片语开始，跟着是批判性的传统解说总结，加上中外平行的片语对比，结以钱先生自己的看法，最后常回到原来开始的片语，但有了新的了解。过程是由具体的例子通往较全面性的论点，再回到具体的例子”。
至于《管锥编》等钱著内容上的创新性，借卡西尔的说法就是，一种观念同其它观念、力量之间的联系，比这个观念本身更重要；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创见不在于发现了自由、民主、自然等观念，它们本身是古老的，而在于它将这些观念组成一种新的关系网络，赋以新的分量。
考究其原因，我认为就在于一切真智慧（某个观念）不同于别的，它不会过时，也没有发展、创新，不需要发展、创新。有待发展、创新的，的确就剩下寻求它与其它事物的联系路径或方式，使它处于“新的关系网络”中了。
《管锥编》等著作的创造性就可以用上面的话来表述。
从我们的分析可见，蒋寅的如下说法十分片面：“钱钟书的学问方式是非常古典的，他不仅没有开创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甚至也很不乐于遵循日益发展的当代学术范式，他的学问一如其态度，基本上仍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方式上……惟一的不同就是征引文献的范围扩大到了西洋原典……有材料有结论，推独缺少分析、论证过程。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们与当代学术范式的差别和距离。”“钱钟书的学问是非常个人化的，他的成就主要是知识积累，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上既无建树，也不抱关心。”
至于认为“钱学”不够博大，构不成一门学问诸类的意见，我认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识其大者得其大，识其小者得其小”。
钱先生的见解像王国维那样，一直是“以少少许胜许许多的”。比如他对比喻的研究，如果前后贯通，我们就不难发现它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
钱先生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中引用卡莱尔的话说：“世人谓文字乃思想之外衣，不知文字为思想之皮肉。比喻则其筋络。”卡氏只强调了比喻作为“筋络”的“隐”的一面，对其“显”的一面没有留意。
比喻之功如衣服：比喻使文意合而不露，托物寓志，恍惚跃如，衣服裹住人体．身体从衣服下隐隐托出，二者在此上一致；比喻句文辞焕然斐然，引人神飞意开，衣服则五色鲜明，夺人眼目，二者同样在突出、彰显自己。
所以，比喻“要直接参与形象的创造，风物的描写，意境的构成，情感的变化，不仅给人以‘蹙金结绣，的‘翰藻’美，而且给人以‘埋没意绪’的‘沉思’感，修辞之‘焕乎斐然’与意蕴之‘恍兮跃如’是比物此志的”。
象征和寓意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比喻，只不过是“尽量展开和延伸的比喻”。
比喻根源于想象、情感，鉴赏根源于移情、人化（人的对象化）。
而作为辞藻特色的比喻，在超越所比较的两个东西以后就达到了鉴赏范畴的兼融化合，它追求一种实在的境界，也追求一种超越的境界。
对禅宗、佛典研究后钱先生还发现：“许多思想系统实际都建立在比喻上面，例如中庸的‘中’，潜意识的‘潜’等等。假如我们从修辞学的立场研究这些比喻的确切性，也许对思辨有些小帮助。”（《“回家”》）比喻的新奇则全靠想象的大胆，能把表面上相隔很远的东西结合起来，从中摄取最丰富多彩的东西，通过巧妙的配合、联系，产生神异的效应。
《管锥编》举法人小诗一首来比喻“单相思”：风爱花，花爱蝴蝶，蝴蝶爱蓝天，蓝天爱星星，星星爱大海，大海爱岩石，作浪频吻，岩石漠然不动。
比喻有“情感价值”，又有“观感价值”。缺少真情的比喻不过是辞藻上的浮夸，形象是枯干的，没有生气的。
比喻之能成立，则在于它虽和“事理”不符，但与“情理”相合。即使荒诞，只要情理成立，那也是发明创新。
寓言、神话如《西游记》、《聊斋》及“荒诞派”作品，甚至“魔幻”、科幻小说，都吻合“情理”，是一种放大的“比喻”。
比喻有、“两柄”，分“多义”。
所谓“两柄”就是指“两面”。同样一个事物，当它用来做比喻时，有时代表褒义、喜悦，有时代表贬义、厌恶。
“驴见惊，马见走，骆驼看见翻跟头”，用来形容美女时表示一种意蕴、感情、态度，形容丑女时又是别一番滋味。
所谓“多义”就是说一个事物不仅仅是一种性能，一种功效，取来用作比喻时着眼点不同，含义不同。而设喻的关键是找到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点，有多少相似点，比喻就能有多少“边”。
不难理解，“柄”“义”之间有了如下组合：柄同边不同，柄不同边同，柄同边同，柄不同边不同。钱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一一作了举例、阐述、分析。这种分析、阐述、举例散见于《管锥编》、《谈艺录》及其它文章中，如果不摆到一起比较，就发现不了他对这一问题博大精深的体会、认识。
其它还有对“学风”、“门派”、“神韵”、“通感”、“幽默”、“农山心境”（“企慕情境”）、“诗可以怨”、“反者道之动”等等的认识，每一个领域都是独到的，对读者思想、心灵的冲击决非一般意义上的，启人思悟不尽的。所谓“纯粹的知识积累”又怎么能起到这种强烈的效果呢？而况它们还内含着钱先生的性灵、血气，对人生、对创作等多方面的经验与智慧呢？
梁启超在推荐陈寅恪到清华当教授时曾说，梁某虽然著作等身了，它们加在一起还不及陈寅恪的一篇文章。
这句话可能对陈过于抬举了一些，但如果不是梁启超，如果换一位二流或二流以下的人，我想它是能够成立的。
再若将陈寅恪换成钱钟书，这句话照样成立，只不过要待人们进一步认识钱钟书、认识“钱学”以后方能做到。
人无完人，任何人的思想、方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无法挑剔。如果死抠的话，钱著中当然有不足。有人就指出《管锥编》的最大问题就是“如果人们不能从前后文中悟出弦外之音，那么全书就会散成无法理解的片断。
由于读者中很少有人能够像钱钟书那样学贯中西，对他们来说，往往只剩下对朦胧费解的文字进行费力的考据了”。
说到底，这一问题其实也不是“问题”，因为读者的不足不能成为作者的不足。况且西人的治学方法也可以挑剔——它们虽然“科学”，但是不够“艺术”，失之于过分的繁琐、枯燥、干巴。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曾经风行一时，现在无人问津。
因而，真正的学者、“大师”各以自己的“偏见”
概“全”，多少人的“偏”结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全”。
《钱钟书研究》降之于“废书”之列，是国人可悲，不是“钱学”可悲，我们不能颠三倒四、因果不分。
199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