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重围》陷入困境

蒋泥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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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人之间发生关系构成的错综交杂的场,人不同,关系不同,决定了人的“身份”不同,处身其间的场与场就不同。标志一个人的“身份”有许多,所以同一个人往往处于许多场中。最基本的分划办法是按职业特点区分:商人在商场,官员在官场,农民在“农场”,学生、教师则在“学场”,军人当然在“军场”……所有这些场,向上说它们互相兼容,而不仅具有排他性。向下说,场下有场、场中有场。军人处身的环境有战时、预备时、平时等,军人处身的状况相应地就有了非常时、准非常(戒备)时、日常时。而和平环境下的平时、日常时居多。即使是战时,真正面对面开火也是极短的,大多时候处于非战时刻。所以,英雄品性不容易看见和具备,不是非常状态,有之也“吓人”。

    《突出重围》写的是准非常状态下发生的事。有人按着作品里讲到的,认为它打的是高科技局部“战争”条件下的演习,其实这是作者“蒙人”和过人之处——演习在这部小说中只是一个外壳,这样的外壳是构成《突出》所必备的,它既具有了“好看”的“战争小说”所有的各项要素——“战争”的悬念、惊险、紧张、刺激;同时,更主要的,是它借演习打出了我军内部出现的许多深层次问题。

    这是些什么问题,能不能解决,怎样解决呢?作者思考了,但是一部小说无法把它们全部涵盖、容下。某些方面,作者本人也力不从心。

    就我揣度,《突出》所“打”的,说透了就是人才怎样“合理化”地进行组合。

    在作者的意识里,只要人才组合恰当了,即使庸人也能调动、发挥,拿出最佳的水平来。组合不好,人与人闹别扭,甚至勾心斗角,仗就打不好,即使你是人才,也得心甘情愿地认输,向那些自己瞧不起的庸人认输。

    照作品所揭示的,中国在人才上并不缺乏,所缺的恰恰是如何组合,在什么方式下进行组合。

    由于这一方面的缺漏,我们很落后,我们的军队一当面对真正的世界战争、面对真正的敌人时,极有可能不堪一击、一败涂地,像小说里的“红军”。

    所以,它意图宣扬的不是武器至上,不是高科技怎样怎样了不起,而是人才至上、惟才是举。他觉得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严格说来,是有了人才再善加利用、组合得当,就有了一切。这体现了作者的匠心与深刻。

    然而,不能说《突出》没有问题,它的问题就出在人才的“组合方式”上。

    先看事例。

    蓝军的初级指挥官都是军校未毕业学员,下来“实习”,这样的人简单、听话,执行命令坚决、彻底,还都是“人才”,懂得使用电脑,什么新设备都能用、会用。

    这是它的“底层”。

    它的上层决策者们在构成上则尤其简单,没有政委,也没有副师长、副政委;只有那么一位师长,但是师长风格高,基本退居二线,真正当家做主的只有一个人,参谋长朱海鹏。

    他说了算,怎么打、谁去打、用什么打、什么时候打、打到什么地步,他说了算。这个人物使我联想起《乔厂长上任记》中的那位“大中型国有企业”里的乔厂长——铁腕人物、改革中坚,标准的能耐非凡的“超人”。

    但他们的结果怎样呢?在1980年前后的改革之初,他们的发展空间可能不小,作为很大,一言堂、家长作风可以通行无阻。一旦现代化走向深层,他们再这样干面临的会是什么,能不能走通?21世纪初大中型“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现实已经回答了一切。

    “军场”类于商场,这就带来一个类似的问题:《突出》里的组合是不是合理的、“科学”的、代表未来理想的?如果是,它又将造成什么后果?如果不是,那我们应该怎么改?

    作者在这方面是忽视的,苛刻些说,他还不具备这样的觉悟、意念。

    现实中蓝军既无那样的“超人”,“超人”又不能独自说了算,在应对越来越复杂的现代战争形势时,一个人往往担负不起全局,起码他得有一个参谋智囊团,有了这样的“团”,就有了“扯皮”与争执。

    中国人一个时是“龙”,成群后是“虫”,红军最不缺的恰恰是方案出来一堆,你想这样打,我想那样打,政出多头,互相扯皮,最后谁官大、而不是谁的能力大,谁说了算,因而才有一次次的失败。

    作家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非常时期的非常组合,现实里用起来并非得心应手,它需要磨合,而不是像小说里写到的,立即拿来,用起来俨然膀臂——小说张扬了“大英雄主义”,别的人也就全成了几位“英雄”“准英雄”的试验品、零件、机械,他们用不着自己的脑袋。

    奇怪的是在这样一个不用脑袋的环境里,居然“打”出了“帅才”朱海鹏——这个人搞教学出身,从未当过中高级指挥官,无实际经验,从纸上谈兵到把纸上的拿到现实里演示,仅仅一眨眼功夫便成了。

    谓予不信,可小说是这样写的。

    所谓的“高科技”呢?在《突出》中仅仅是电脑、监测、自动化、软件病毒等最初级、最初步的东西——太相信外在的“科技”,理念跟不上,体制跟不上,这样的“演习”一旦真的发生,说得不客气一点的话,就不仅仅是纸上谈兵、浪费民脂民膏了!

    那么,什么样的理念、体制合于“现代化”之必须呢?

    我不能谈好别的,但敢肯定家长制、一言堂决不利于“高科技”“现代化”!

    在现代高科技战争中,政府首脑下命令,军队负责打赢战争,作战方案则由高级智囊们讨论、论证后拿出来,再由主要指挥官分工、协作,配合以成,只有这样,复杂的高科技战争才能应付得来。一个人能量再大,对付这样庞大、复杂的场面也会力不从心。

    海湾战争是书上讲得最多的,但海湾战争之能打胜,并非依靠个人充当什么“英雄”,而是整体,一个智囊团。

    这也说明了乔厂长们几年、十几年后就稍息、站岗”,不具备现代人品格的危害性究竟有多大。

    所以,铁腕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在“局部”领区暂时地带动一些变化,他们内心毫无现代管理科学理念,整个社会亦未跟上,一场系统、彻底的改革就实施不了——即使实施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改、改得动的。

    幸好“蓝军”的对手是更为差劲的“红军”,如果是西方发达国家入侵,“蓝军”大概只能像开始时的“红军”那样束手待“毙”、无所作为!

    何况,权力带给人的不光是“利”,也有弊。绝对的权力从长远看,绝对有害。作家已经顾不到这些了,他重视的是故事,《突出》也就成了“好看”的小说。

    什么是“好看的小说”呢?那就是抓人、惊险、有戏,但它不耐看,耐不住看,有“水”,而且“水分”不小。

    把一个故事讲得好,吸引入,不至于打瞌睡,是作家的本事。可是它的缺点是在别的地方停留、关注不够,内部的浑容性、涵蕴力也就欠缺,影响了作品长远的生命力价值——依照作者的才力,我认为他应该做得到,但他没有做到,这是过于“功利化”选择以后导致的后果。

    当然,写好一部小说第一位的就是要写好人物和语言,在这方面作品是成功的、突出的,只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许多时候作者难以把握准确,蓝军的人际关系太单纯,结果单纯的打败了复杂的——“红军”被打败,最大的原因在此,而不是别的。

    但是现代社会恰恰日益复杂化了,如此处理人物关系就显得有点“弱智”。起码他是把读者当成了“弱智”。

    总括说来,就小说论小说,《突出》可读性强,对话生动,场面恢弘,让我们发现了一场“战争”原来还可以这样打,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黄献国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这种打法谁也没有想到,具有开创、开拓性。

    可是,从现代理念层次审视,我觉得小说拔了些“家长式”的“超人”,这些人既与现代民主社会精神相悖,真正作为现实里的人物、大员存在时,又最可能成为希特勒一样的战争疯子,他们似乎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军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军”,否则战争就没有了正义与非正义之分。

    伟大的小说第一写好了“人”,“人”写得好了,附着在人物身上的一切才能活住。

    这是我们和世界名家的差距,有待认清与克服。

    2000年2月29日,北京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