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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金
(1904 - 2005) 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生于四川一个官宦家庭。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其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国内外深受赞誉。
窗外落着大雨，屋檐上的水槽早坏了，这些时候都没有修理过，雨水就沿着窗户从缝隙浸入房里，又从窗台流到了地板上。
我的书桌的一端正靠在窗台下面，一部分的雨水就滴在书桌上，把堆在那一角的书籍，稿件，信函全打湿了。
我已经躺在床上，听见水滴的声音才慌忙地爬起来，扭燃电灯。
呵，地板上积了那么一大滩水。我一个人吃力地把书桌移开，使它离窗台远一点。又搬开了那些水湿的书籍。这时候无意间我发见了你的信函。
你那整齐的字迹和信封上的香港邮票吸引住了我的眼光。我拿起信封抽出了那四张西式信笺。我才记起四个月以前我在怎样的心情下收到你的来信。我那时没有写什么话，就把你的信放在书堆里，以后也就忘记了它。直到今天，在这样的一个雨夜，你的信函又突然地在我的眼前出现了。朋友，你想，这时候我还能够把它放在一边而自己安静地躺回到床上闭着眼睛睡觉吗？
“为了这书，我曾在黑暗中走了九英里的路，而且还经过三个冷僻荒凉的墓场。那是在去年九月二十三夜，我去香港，无意中见到这书，便把袋中仅有的钱拿来买了。这钱我原本算留来坐Bus回鸭巴甸的。”
在你的信函里面我读到这样的话。它们在四个月以前曾那么深地感动了我。就在今天我第二次读到它们，我还仿佛跟着你在黑暗中走路，走过那些荒凉的墓场。你得把我看做你的一个同伴，因为我是一个和你一样的人，而且我也有过和这类似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我确实有的太多了。从你的话里我看到了一个时期的我的面影。年光在我的面前倒流过去。你的话使我又沉落在一些回忆里面了。
你说，你希望能够更深切地了解我。你奇怪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朋友，这并不是什么可惊奇的事，因为我一生过的是“极平凡的生活”。我说过，我生在一个古旧的家庭里，有将近二十个的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但这样简单的话是不够的。我说过我从小就爱和下人在一起，我是在下人中间长大的。但这样简单的话也还是不够的。我写出过一部分的回忆，但我同时也埋葬了另一部分的回忆。我应该写出的还有许多许多的事情。
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我常常拿这问题去问我自己。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最先在我的头脑里浮动的就是一个“爱”字。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在那时候一院公馆便是我的世界，我的天堂。我爱着一切的生物，我讨好所有的人。我愿意揩干每张脸上的眼泪，我希望着见幸福的微笑挂在每个人的嘴边。
然而死在我的面前走过了。我的母亲闭着眼睛让人家把她封在棺材里，从此我的生活里就缺少了一件东西。父亲的房间突然变得空阔了，我常常在几间屋子里跑进跑出，唤着“妈”这个字。我的声音白白地被寂寞吞食了，墙壁下母亲的照片也不看我一眼。死第一次在我的心下投了阴影。我开始含糊地了解恐怖和悲痛的意义了。
我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爱思想的孩子。但孩子的心究竟容易忘记。
我不会整天垂泪的。我依旧带笑带吵地过着日子。孩子的心就像一只羽毛刚刚长成的鸟儿，它要飞，飞，只想飞往广阔的天空去。
幼稚的眼睛常常看不清楚。鸟儿怀着热烈的希望展翅向天空飞去，但是一下子就碰着铁丝网落了下来。我这时才知道，我并不是在一个自由的天空下面，我被关在一个铁丝笼里，家庭如今换了一个面目，它就是阻碍我飞翔的囚笼。
然而孩子的心是不怕碰壁的。它不知道绝望，它不知道困难。一次做失败的事情，还要接二连三地重做。铁丝的坚硬并不能够毁灭鸟儿的雄心，但经过几次的碰壁以后，连和平的孩子也知道反抗了。
同时在狭隘的马房里，我躺在那些病弱的轿夫的烟灯旁边，听他们叙述悲痛的经历，或者在寒冷的门房里，傍着黯淡的清油灯光听衰老的仆人绝望地申诉他们的胸怀。那些没有希望只是苦刑般地生活着的入的故事，在我的心上投掷了第二个阴影。而且我的眼睛还看得见周围的一切。一个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做了乞丐，每逢过年过节，偷偷地跑来，躲在公馆门前石狮子旁边，等着机会去央求一个从前的同事向旧主人讨点赏钱，后来终于冻馁地死在街头。另一个老仆人袁成在外面烟馆被警察接连捉去两次，关了好几天才放出来，不久就死在门房里。我看见他的瘦得像一捆柴的身子躺在大门外石板上，被一张破席子掩盖着。一个老轿夫出去在斜对面一个亲戚的家里做看门人，因为被人诬陷偷窃东西，在一个冬天的晚上用了一根裤带吊死在大门里面。当这一切在我的眼前发生的时候，我含着眼泪，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说我不要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忙他们的人。
反抗的思想鼓舞着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幼稚的鸟儿用力往上飞，要冲破那铁丝网。但铁丝网并不是那软弱的翅膀所能够冲破的。碰壁的次数愈多了，这其间我失掉了第二个爱我的人——父亲。
我悲痛我的这不能补偿的损失，但我的生活使我没有时间来专为个人的损失悲哀了。因为这富裕的大家庭在我的眼前变成了一个**的王国。仇恨的倾轧和斗争掀开和平的表面而爆发。势力代替了公道。许多可爱的青年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牢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于灭亡。这都是不必要的牺牲，然而我站在旁边却不能够做一点救助的事情。同时在我的渴望着发展的青年的灵魂上，过去的传统和长辈的威权像一块磐石沉重地压下来，“憎恨”的苗于是在我的心上发芽生叶了。接着“爱”来的就是这个“恨”字。
年轻的灵魂是不能相信上天和命运的。我开始觉得这社会组织的不合理了。我常常狂妄地想：我们是不是能够来改造它，把一切事情安排得更好一点。但是别人并不了解我。我只有在书本里去找我的朋友。
在这种环境中我的大哥渐渐地现出了疯狂的倾向。我的房间离大厅很近，在静夜，大厅里的一点微弱的声音我也可以听见。大厅里放着五六乘轿子。其中有一顶是大哥的。大哥这些时候常常一个入夜深跑到大厅里坐到他的轿子里面去，慢慢儿用什么东西打碎轿帘上的玻璃。我因为读书，睡得很晚，这种声音我不会错过。我一听见玻璃破碎声，我的心就因苦痛和愤怒而扭曲起来。我不能够再把心关在书上，我绝望地拿起笔，在纸上涂写一些愤怒的字眼，或者捏紧拳头在桌上捶。
后来我得到了一本小册子，就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是节译本）。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有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用一颗颤抖的心读完它。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那书后面附印着一些警句，里面有着这样的一句话：“天下第一乐事，雪夜闭门读**。”我觉得这是千真万确的。
从这时起，我才明白地意识到正义的感觉。这正义感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
但不久，我就不能以“闭门读**”为满足了。我需要活动来发散我的热情，需要事实来证实我的理想；我想做点事情，可是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地开头去做。没有人引导我。我反复地翻阅那本小册子，作者的名字是真民，书下又没有出版者的地址。不过给我这本小册子的人告诉我这是陈独秀们主持的新青年社翻印的。我抄了那地址下来。这天晚上我郑重地摊开信纸，怀着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给陈独秀写信，这是我一生写的第一封信，我把我的全心灵都放在这里面，我像一个谦卑的孩子，我恳求他给我指一条路，我等着他来吩咐我怎样献出我个人的一切。
信发出了，我每天不能忍耐地等待着，我等着机会来牺牲，来发散我的活力。但是回信始终没有来。我并不抱怨别人，我想或者是我还不配做这种事情，然而我的心却并不曾死掉，我依旧到处去找寻方法来准备牺牲。我看见上海报纸下载有赠送《夜未央》的广告，我寄了邮票去，在我的记忆还不曾淡去时，书来了，是一个剧本。我形容不出来这书给我的激动。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我第一次在这另一国度的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里找到了我的梦幻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终身的事业。
不久我意外地得到了一本《实在自由录》第一集，那里面高德曼的文章把我完全征服了，不，应该说把我的模糊的眼睛，洗刷干净了。在这时候我才有了明确的信仰。然而行动呢？这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而我的渴望也更加变得迫切了。
大概在两月以后，我读到一份本地出版的半月刊，在那上面我看见一篇《适社的旨趣和组织大纲》，这文章是转载的，这是一个秘密团体的宣言。那意见那组织正是我所朝夕梦想的。我读完了它，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无论如何不能够安静下去。两种冲突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争斗了一些时候。到夜深，我听见大哥的脚步声在大厅上响了，我不能自主地取了信纸摊在桌上，一面听着玻璃打碎的声音，一面写着愿意加入适社的信给那半月刊的编辑，要他给我介绍。
这信是第二天发出的，第三天回信就来了。一个姓章的编辑亲自送了回信来，他约我在一个指定的时间到他家里去谈话。我毫不迟疑地去了。在那里我会见了三四个青年，他们谈话的态度和我家里的人完全不同，他们充满着热情、信仰和牺牲的决心。我把我的胸怀，我的苦痛，我的渴望完全吐露了给他们。作为回答，他们给我友情，给我信赖，给我勇气，而且对我解说了许多事情。他们把我当作一个熟识的朋友。从他们的话里我知道适社是重庆的团体，但他们在这里不久也会有一个类似的组织。他们答应将来让我加入在他们中间，和他们一起工作。我告辞的时候他们给我几本适社出版的宣传册子，并且还写了信介绍我给那边的负责人通信。
事情在今天也许不会是这么简单，这时候人对人也许不会这么轻易地相信，然而在当时一切都是非常自然。我们绝对想不到别的许多事情。这小小的客厅简直成了我的天堂。在那里的两小时的谈话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我好像一只破烂的船找到了停泊的港口。
我的心情高扬起来，我带着幸福的微笑回到家里。怀着拜佛教徒朝山进香时的虔诚，我给适社的负责人写了信。
我的生活方式渐渐地改变了。我和那几个青年结了亲密的友谊。
我做了那半月刊的同人，后来也做了编辑。此外我们还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团体均社。我被人称为“安那其主义者”，是从这时候起的。
团体成立以后就来了工作。办刊物，通讯，散传单，印书，都是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也开秘密会议，时间是夜里，地点总是在僻静的街道，参加会议的人并不多，但大家都是怀着严肃而紧张的心情赴会的。每次我一个人或者和一个朋友故意东弯西拐，在黑暗中走了许多路，听厌了单调的狗叫和树叶飘动声，以后走到作为会议地点的朋友的家，看见那些紧张的亲切的面孔，我们相对微微一笑，那时候我的心真要从口腔里跳了出来。我感动得几乎不觉到自己的存在了。友情和信仰在这一个阴暗的房间里开放了花朵。
但这样的会议是不常举行的，一个月也不过召集两三次。会议之后是工作。我们先后办了几种刊物，印了几本小册子。我们抄写了许多地址，亲手把刊物或小册一—卷起来，然后几个人捧着它们到邮局去寄发。五一节来到的时候，我们印了一种传单，派定几个人到各处去散发。那一天天气很好，挟了一大卷传单，在离我们公馆很远的一带街巷里走来走去，直到把它们散发光了，又在一些街道上闲步一回，知道自己没有被人跟着，才放心地去到约定集合的地方。
每个人愉快地叙述各自的经验。这一天我们就像在过节。又有一次我们为了一件事情印了传单攻击当时统治省城的某军阀。这传单应该贴在各大街的墙壁上。我分得一大卷传单回家来。在夜里我悄悄地叫了一个小听差跟我一起到十字街口去。他拿着一碗糨糊，我挟了一卷传单，我们看见墙上有空白的地方就把传单贴上去。没有人干涉我们。有几次我们贴完传单走开了，回头看时，一两个黑影子站在那里读我们刚才贴上去的东西。但我相信在夜里他们要一字一字阅读，并不是容易的事。
那半月刊是一种公开的刊物，社员比较多而复杂。但主持的仍是我们几个。白天我们中间有的人要上学，有的人要做事，夜晚我们才有空时间聚在一起。每天晚上我总要走过好些黑暗的街巷到那半月刊社去。那是在一个商场的楼上。我们四五个人到了那里就忙着卸下铺板，打扫房间，回答一些读者的信件，办理种种的杂事，等候着那些来借阅书报的人。因为我们预备了一批新书免费借给读者。
我们期待着忙碌的生活。我们宁愿忙得透不过气来。我们愉快地谈论着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个共同的牺牲的渴望把我们大家如此坚牢地缚了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只等着一个机会来交出我们个人的一切，相信着在这牺牲之后，理想的新世界就会跟着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来。这样的幻梦固然太带孩子气，但这是多么美丽的幻梦呵！
我就是这样地开始了我的社会生活的。从这时起，我就把我的幼年深深地埋葬了……窗外刮起大风。关住的窗门突然大开了。一阵雨点跟着飘了进来。我面前的信笺上也溅了水。写好的信笺被风吹起，散落在四处。
我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虽然我还有许多话没有向你吐露出来。我想我不久还有机会给你写信，再来叙述那些未说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上面的话能不能够帮助你多少更了解我一点。但我应该感谢你，因为你的信给我唤起了这许多可宝贵的回忆。那么就让这风把我的祝福带给你罢。我现在也该躺一躺了。
【百家在线】
巴金一生写过900多万字的文章，用过20多个署名。用得最多的是“巴金”这个名字。这名字怎么来的呢？那还是在法国沙多?吉里小城时，他写完了处女作《灭亡》，想寄回国出版，又不想用真实的名字李尧棠，就想起了一位北方同学巴恩波，两人相处不到一个月，他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在项热投水自杀。为了纪念他，巴金就用了百家姓中这少见的“巴”字；这时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看到桌子上摆着巴金正在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就建议取用这个“金”字。于是一个很随意、很平常的署名诞生了。
巴金非常爱书。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只剩下57块银元。萧珊从菜场买来价廉的小黄鱼和青菜，用盐腌起来，晾干，每天取出一点，就算全家有了荤腥和蔬菜吃了。这两样菜，竟然支撑了全家半年的伙食。
一天傍晚，楼梯传来巴金沉重的脚步。萧珊和养子绍弥迎了上去，只见他提着两大包刚买的书，气喘喘的。萧珊问道：“又买书了？”“嗯，当然要买书了。”巴金回答道。从来就十分尊重，也什么都依着巴金的萧珊，这时说了一句：“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巴金问也不问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就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
第二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