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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
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起发表诗作，19岁写出第一本书。主要著作有：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四人帮”兴衰——《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长篇自传《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用事实说话——我的采访手记》等。1989年叶永烈被收入美国《世界名人录》，1998年获香港“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的“最佳传记文学家奖”，2005年获中国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
记得，在1957年夏日流火的中午，我总眼巴巴在家门口等侯绿衣人的到来。我心急似火，因为报考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大学的同学已经一个个接到录取通知书，而我望眼欲穿，却仍未盼到那姗姗来迟的信。倒是老师富有经验，说这是“吉兆”。他知道我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大学，便告诉我：“北京离温州远，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总是最晚才到的。你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表明你被录取了！”
终于，听见绿衣人一声：“中‘状元’啦！”使我惊喜交集，我从他手中接到了印着蓝色“北京大学”四个字的信封！
至今，我仍珍藏着那个信封。信封上印着“报名号175517”。信封上的“考生详细通讯地址”和“考生姓名”，都是我自己在报考时写上去的。
不过，我不是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却考上了化学系。
自从我成为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之后，常常有人问我：“你当年为什么会考北京大学化学系？”
其实，按照我当时的意愿，我必定是考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尽管我当时理科的成绩也不错。
北京大学的大名，对于我来说，早已是如雷贯耳。不过，我却不敢奢望考入这座中国的最高学府。这是因为在我们温州这座海滨小城，很少有人能够考入北京大学。
给我以报考北京大学的勇气的，是我小时候下陆军棋的朋友——戈悟觉（后来他成为宁夏文联副主席）。他比我年长，早我两年高中毕业，居然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这种“身边的榜样”，最富有益惑力。
因为我和戈悟觉是在同一座大楼里长大。他能够考上，难道我就不能考上？！
于是，我也决心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那时，“无冕之王”——记者，是我最向往的职业。
在我进入高三，进入高考的“冲刺”阶段时，忽然从戈悟觉那里传来“内幕”消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今年只招五十名新生，其中一半为从各报社来的调干生，所以名额极少，几乎是一个省只招一名！
我倒是有“自知之明”，自忖很难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但是我仍念念不忘报考北京大学。
由于我的姐姐是学化学的，她劝我报考化学系。好在我理科的成绩也不错，也就以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
我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我当时十分崇敬的作家之中，伊林是其中之一。
伊林是苏联著名的科学文艺作家。他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你身边的事物》、《五年计划的故事》等等，曾经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知道，他也是学化学的，大学毕业后他曾经担任化学工程师，但是他自幼喜爱文学，他把文学与科学结合起来，创作了大批科学文艺作品。
伊林成了我的榜样——报考化学系，也可以，“曲线救国”，成为作家！
就这样，我竟一下子由文改理，改考北京大学化学系。我得益在温州二中文理并重的教育，居然以第一志愿考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
就大学考试而言，1957年是五十年代最难考的一届。因为1957年招生名额少而当年毕业生多。我当时所在的班级中，有一半同学未能考取大学。相比而言，处于“大跃进”之中的1958年的高考，就比1957年好考得多。
在接到北京大学入学通知书后的二十多天，父母亲送我踏上了旅途。
十七岁的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从温州前往北京。那时，唯一的通道是从温州坐长途汽车，前往金华，然后从金华乘火车到北京。
那时候，温州的长途汽车是烧煤的。汽车“背”着一个炉子。
在炉子里，煤变成煤气，煤气开动汽车。这种“老爷车”常在半途出事，开不动。乘客们只得下车，看着司机用手摇杆摇着，好久好久才听见发动机一声轰鸣，大家欢呼着上车……从温州到金华，要开十几个小时。
本来，从温州是可以坐海轮到上海的，只是由于当年海峡两岸剑拔弩张，海路不安全，也就不通海轮。
当我背着沉重的行李从汽车站刚刚来到金华火车站前，猛然听见“呜”的一声尖叫，我竟扔下行李，奔到铁栅栏跟前，好奇地看着那乌黑、喘着气儿的铁家伙一我从未见过火车哪！
到了北京之后，却找不到自己托运的行李！过了好多天，我才接到通知，我的行李被误送到北京地质学院去了！
到了北京大学之后，我收到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我至今保存着这封信。信封上写着：北京市北京大学第三十斋第三一二室
戈悟觉同学转
叶永烈同学亲启
浙江省温州市铁井栏第八号叶志超寄1957.9.20发父亲写的信封，把收信人、寄信人的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连发信的日期也写上。当时，我刚到北京大学，住址未定，所以信是寄到戈悟觉那里转的。
父亲在信中写道：
“烈儿：
自你离温后，你在金华、在上海、在济南寄来的明信片均已收阅。9月19日上午接你于9月14日夜写的信，藉悉你沿途一切都好并安抵北京，业已晋校，家中大小欣喜若狂…一”
父亲在信中提醒我：
“你今后写信封，必须将收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切勿如这次信封仅有‘北京大学十一斋叶寄’，今后必须写‘北京市北京大学斋室叶永烈’，这样写邮局拣信快，万一寄不到，也可退回寄信人也，希留意。”
从那以后，我写信封，都注意把“收信人及寄信入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写信时，在信末也养成署年、月、日的习惯——后来，我才明白写明年份非常重要，不然过了好多年之后，就弄不明白那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
一进北大校门，第一课便是“阶级斗争课”——斗争“右派分子”！
于是，我们这些天真烂漫的新生，参加了斗争物理系“右派分子”谭天荣的大会，参加了斗争中文系“右派分子”沈泽宜的大会……入学时，北大化学系五年制。后来，陆定一提倡造就“金字塔”
型人才，即增大“底座”，加强基础知识，要求北大理科、清华工科延长一年，改为六年制。所以，在邓小平所说“犯了‘左’的错误”
的时候，我在北大度过了六年，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到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运动”，接着1959年又开始“反右派运动”和反对“白专道路”的“拔白旗”运动，然后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又经历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在毕业的时候，还突然发生了在毕业生中“揪反革命分子”的事件，同班的几位同学被送去劳动教养……我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念了六年化学（当时实行六年制）之后，又毅然弃理从文，回归少年时代的最初爱好，把写作作为毕生的职业。我曾致力于科学文艺创作，成为“中国的伊林”。后来又转向纯文学写作，以至成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这充分表明，人生的初衷是何等的“顽强”！
我在北京大学所上的第一课——“反右派斗争”，这堂“阶级斗争”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促使我在三十多年后写下了七十万字的长篇《反右派始末》……
【百家在线】
叶永烈采访的人物，大多是历史名人。他总是冲破重重阻碍拿到第一手材料，为走近这些历史名人打开了另一个入口。对梁实秋夫人韩菁清的采访就是这样一个生动的事例。叶永烈说，因为韩菁清的演员出身，并不被众多梁实秋的弟子接受，在台湾她成了讳莫如深的人物。叶永烈冲破了各种阻挠才得以接近她，并用自己的诚心换来了两人近50万字的书信。台湾出版商都为之叹服，台湾作家都难以做到的事情，却让一个大陆作家办成了。“历史首要的是真实，它不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这是叶永烈不断追寻历史真相的信念。他说，纪实文学要用事实说话，这也是知识分子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