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梦

呼志强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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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 言

    山东高密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当代著名作家。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他创作的《红高梁》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丰乳肥臀》获得“大家文学奖”。莫言的早期作品注重表现细腻独特的生命体验,描写童年记忆的乡村世界,达到了自然与感觉的奇妙和谐。1985后,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他开始文体实验,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六十年代初,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大哥便以优异成绩考中了华东师范大学,成为高密东北乡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哥的考中,给家庭带来了荣耀,也激活了我的大学梦想。但很快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因编写《蒺藜造反小报》得罪了当权的老师,被开除出校。时当1967年,我十二岁,读小学五年级。

    《蒺藜造反小报》只出了一期就被老师封杀了,我记得上边有一首“诗”,那大概是我最早的创作:造反造反造他妈的反,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砸烂砸烂全他妈的砸烂,砸烂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其实当权的老师也是造反的,也是要砸烂的,但他的观点与我的观点不同,所以我就把他得罪了。

    失学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了高玉宝式的痛苦。那时又复课了,我的小学同学大多转到我家前边的农业中学就读。虽然上学如同胡闹,但毕竟还上课。每当我赶着牛羊、背着草筐从学校窗外的小路上走过时,听到教室里昔日同学的喧闹声,心中的滋味确实不好受。不但大学梦彻底破灭,连中学也上不成。家庭出身富裕中农,当兵很困难,招工没希望,看来只能在农村待一辈子了。在绝望中,我把大哥读中学时的语文课本找出来,翻来覆去地读,先是读里边的小说、散文,后来连陈伯达、毛泽东的文章都读得烂熟。

    过了几年,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张铁生,尽管他不是什么好人,但他的方式的确启发过我,使我在黑暗中看见了一线光明。原来靠一封信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上大学呀!于是,我就学着张铁生的样子,给当时的国家教育部长周荣鑫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想上大学的疯狂愿望。信发出半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我正在灶前帮母亲烧火,父亲步履踉跄地回家来了。他的手上,捏着一个棕色的牛皮纸信封。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响。我本能地猜到了:父亲手里捏着的,就是我发出的那封信的回音。我既激动又害怕,不知道是福是祸。

    父亲捏着那封信——他的手在微微颤抖——并不急于给我,他的双眼盯着我,眼神是那样的迷惘、苍凉——令我至今难忘——他终于说话了:“你想什么呀?”然后他把信递给了我。那是一张很小的印有红头的便笺,上边有十几行用圆珠笔写的字迹。信的内容大概是:您的信我们收到了,您想上大学的愿望是好的,希望在农村好好劳动,等待贫下中农的推荐。虽然是官腔套话,但当时真让我感动得不得了,这毕竟是国家教育部的回信啊!夜里,我听到父母在低语。父亲说:“这小东西,出息好了没准能成个小气候;出息不好,就是个惹祸的老祖宗。”母亲叹息道:“委屈孩子了,那么个好脑子,天天闲着。”

    教育部回信,使我的大学梦愈加疯狂。但我清楚地知道,在村里待着即使我干活比牛还卖力,也不会有贫下中农来推荐我上大学。

    当时,所谓的贫下中农推荐,完全是骗人的空话,每年那几个名额,还不够公社干部的孩子们分配的,根本轮不到农村青年的份,更别说像我这种出生在富裕中农家庭、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农村青年了。

    于是我想到了当兵。当了兵,只要好好干,就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

    即使上不了大学,能提成干部,也是一条金光大道。经过连续四年的努力,在二十一岁的时候,我终于当了兵,那是1976年2月。到了部队,我积极得小命都快豁出去了。掏厕所,挖猪圈,“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一次去农场割小麦,我一个人割的比全班割的还要多两垄。就这样,我赢得了全站上下普遍的好感。那时,填写入伍登记表时,几乎每个人都少填岁数、高填学历,我当然不能免俗——为此我内心紧张了许多年——我虽然小学都没毕业,却斗胆填上了高中一年级。1977年底,领导告诉我,让我复习功课,准备来年夏天去北京参加考试,报考的学校是我们本系统的工程技术学院。我既激动又害怕,激动的是机会终于来了;害怕的是对数理化一窍不通——连分数的加减都不会。一连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睡,想去向领导坦白真情,又怕落一个伪造学历、蒙骗组织的罪名。后来,发狠一咬牙,拼吧!写信让家里人把大哥那些书寄来,在本单位一位马技师的辅导下,开始了艰难的自学。那半年里,我在一间储藏劳动工具的小仓库里,熬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硬是从分数学到了复数。化学学了一册,物理学了两册。考期逼近,我心里越来越恐慌。别人见我如此勤奋,都说我必中无疑;但我心里清楚,半年的时间里,我只是把一些公式背熟、定理大概弄通而已,解题的能力极差,肯定考不上的。正在痛苦煎熬中,突然,上边来了电话,说考试的名额没有了,我不能去北京赶考了。听到这消息,我如释重负,但心中却感到悲喜交集。

    经过这一番折腾,我的大学梦基本破灭了。不久,我调到一个新单位,在那里担任了政治教员兼图书管理员。为了讲课,我死背硬记了不少政治理论书;利用职务之便,读了很多文艺方面的书。八十年代初,在百无聊赖中,我开始学习文学创作,1981年发表了处女作。

    1984年,当我已经不再幻想上大学时,大学的门,却突然对我敞开了。那是个炎热的夏天,我听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招生的消息。其时,报名工作早已结束,我在命运的指导下,拿着自己的作品,闯进了军艺的大门。我的恩师徐怀中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后对系里的干事刘毅然说:“这个学生,文化考试即使不及格我们也要了。”

    又是命运引导着我,让我的文化考试得了高分。1984年9月1日,我扛着背包,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一九九七年十月

    【百家在线】

    相对于影视而言,长久以来小说文学的创作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不少文学青年甚至一流作家都纷纷投身到收效大、成名快的影视剧本创作中。作家围着导演转,笔尖跟着摄像机走,成为一种现象。

    作家莫言却提出了一个观点:小说家不应该跟在导演屁股后边转,他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应该是导演来找小说家,不应该是小说家去迎合导演。莫言说,我认为一个电影导演与一个小说家的合作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契合,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一个有自尊的小说家在开始创作一部小说时,不会也不应该去考虑改编电影的问题,否则就会破坏小说的纯洁性。这有点像恋爱,你最好不要脚踩两只船。

    眼下不少优秀的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并且一炮走红。对于这种影视创作主动找到小说来“联姻”的做法,作家莫言也坦言道:小说被导演改编成影视,也为小说家带来了名誉和利益,这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我希望我的小说被更多地改编成影视,但是我不会自己动手去改编,那是一件十分艰苦的事。如果说我写小说是一个皇帝,那么,改编剧本时就是一个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