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何惊梦

呼志强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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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慕蓉

    蒙古族,台湾著名的女诗人和女散文家。

    1956年入台北师范艺术科,正式开始习画。

    1964年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进修,入油画高级班。1970年以穆伦为笔名,在《联合副刊》发表作品。1981年,台湾大地出版社出版席慕容的第一本诗集《七里香》,一年之内再版七次。1992年2月在《联合报》副刊发表策划已久之《蒙古文学专辑》。席慕容作品多写爱情、人生、乡愁,写得极美,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

    总是会做这样一类的梦:知道这一堂要考试,但是在大楼里上上下下,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教室。要不然就是进了教室,老师来了,却发现自己从来没上过这么一门课,也没有课本,坐在位子上,心里又急又怕。

    还有最常梦到的一种,就是:把书拿出来,却发现上面一个字也看不懂,而其他的入却笃定得很。老师叫我起来,我张口结舌,无法出声,所有的同学都转过头来,用一种冷漠,不屑的眼光看我,使得我在梦里都发起抖来。

    醒来的时候常常发现整个人紧张得都僵住了,要好半天才能缓过气来,心里好像压着一块重东西,非要深呼吸几次才能好转,才能完全恢复清醒。醒了以后,在暗暗的夜色里,自己会在床上高兴得笑起来,庆幸自己终于长大了。

    终于长大了,终于脱离苦海了。那个苦海一样的时代,噩梦一样的时代,要上数学,上物理课的时代,我终于不必再回去了。

    初中二年级,从香港来考联合招收插班生的考试,考上了当时的北二女(现在的中山女高),被分到初二义班,开始了我最艰难困苦的一段日子。奇怪的是,在香港的小学时代,我的脑子好像还可以,算术课也能跟得上,可是,进了北二女后,数学老师教的东西,我没有一样懂。

    那是一种很不好受的滋味:老师在台上滔滔不绝,同学在台下听得兴味盎然,只有我一个人怔怔地坐着,面前摆了一本天书。我尽量想看、想听,可是怎么也进不去她们的世界里。我惟一能做的事,就是用一支笔在天书上画图。一个学期下来,画出一本满满都是图画的几何或者代数,让我家里的补习老师叹为观止,还特意拿了一本回去给他的同学看。那些在理工学院读书的男生看过以后,都没有忘记,隔了快二十年的时间,还有人能记得我的名字,还会跑来告诉我,他们当年曾经怎样欣赏过我的数学课本。

    当然,在二十年后的相遇里,提起这些事情实在是值得开怀大笑一场的,不过,在那个时候,在我坐在窗外种满了夹竹桃的教室里的那个时候,心情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那个时候,数理科成绩好的,才能成为同学羡慕的好学生,而文科再好的人,若是数理差,在班上就不容易抬起头来。记得有一次,我得了全初三的国文阅读测验第一名,名字公布出来,物理老师来上课的时候,就用一种很惋惜的口吻说:“可惜啊!国文那么通,怎么物理那么不通呢?真是可惜啊!”

    他一面笑一面摇头。

    同学们也都回过头来对我一面笑一面摇头,大概因为我刚得了奖的关系,班上还弥漫着一股温和友爱的气氛。可是,有一次却不是这样的。

    那一次,也是全班都回过头来对我看,我的坐位是最后一排最靠窗边的一个位子,数学老师刚刚宣布了全班上一次月考的考试和平常分数,我是最后还没有揭晓的一个人,老师问我:“席慕蓉,你知道你得了几分吗?”

    她的声音很冷,注视着我的眼光也好冷。全班的同学一起回过头来盯着我看,我整个人僵住了,硬着头皮小声地回答:“不知道。”

    “让我告诉你:月考零分,平时零分。”

    一霎时,四十多个人的眼光里,那种冷漠,那种不屑,那种不耻与我为友的态度都很明白地表示出来了。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来说,实在是需要一点勇气才能承担起那样一种无望与无告的困境的。

    奇怪的是,本该落泪的我那时并没有流一滴泪,只是低下头来等着那一刹那过去,等着让时间来冲淡一切、补救一切。

    表面上,日子是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而在夜晚,冰冷的梦境从此一次次地重演,把我拉进了最暗最无助的深渊。

    那个时候,好恨老师,也好恨自己。家里为了我,补习老师是不断的。可是,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个天生的“数字盲”。假如世界上真有这种病症的话,我就是这种人。和“文盲”不同,文盲只要能受教育,就可以治愈,而数字盲却是永远无药可救的。

    跌跌撞撞地混到初三下,数学要补考才能参加毕业考。补考的头一天晚上,知道事态严重,一个晚上不敢睡觉,把一本几何从头背到尾,心里却明白,这样并没有什么用,不过只是尽人事而已。

    第二天早上,上数学课时,讲到一半,老师忽然停了下来,说要复习,就在黑板上写了四题让全班演算。我是反正照平常的样子在数学簿子上把数目字乱搬一气,心里却一直惦记着下午的补考。

    下课以后,老师走了,班上的同学却闹了起来。她们认为,这四题和正在教的段落毫无关系,没头没脑的四条简单的题目出在黑板上,老师一定别有用心。

    数学补考是定在下午第一堂,地点是在另外的一个教室里,我们班上要补考的人有七个,忽然之间成了全班最受怜爱的人物了。

    三十几个优秀的同学分成七组,每一组负责教会一个。教了半天没有效果,干脆把四题标准答案写出来教我们背,四题之中,我背会了三题,在下午的补考试卷上得到了七十五分,终于能够参加毕业考,终于毕了业。

    那么多年过去了,那天的情景却也始终在我心中。假如说:初中两年的数学课是一场噩梦的话,那么,那最后的一堂课却是一场温馨美丽的记忆。我还记得那些同学一面教我们,一面又笑又叹气的样子,教室里充满了离别前的宽容和依依不舍的气氛,那样真挚的友爱温暖了我的心,使得从来不肯流泪的我在毕业典礼上狠狠地哭了一场。而在讲台上坐着的数学老师和国文老师一样,都在微笑地注视着我,她们一样关切和一样怜爱的眼光,送我离开了我的初中时代。

    终于逃脱了那个噩梦,我是绝不肯再回去的了。所以,高中就非要去读台北师范的艺术科不可,因为我仔细查过他们的课程表,一堂数学也没有。

    当然,现在有很多人会说:我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加上初中时美术老师的鼓励,所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这一条路的。其实,事情并不全是这样,我其实并不一定要学画画的。与其说是美术老师鼓励我,倒不如说是数学老师逼着我走上这一条路的,因为,除此以外,我无路可走。

    不过,我现在无论怎么向人家解释,人家都不会相信,他们总是微笑地说:“哪里!你太客气了,你太谦虚了。”

    而只有在我常做的那个噩梦里,他们才会相信我,才会一起转过头来,用那种冷冷的眼光注视着我,使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掉进那无望无告的深渊。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百家在线】

    席慕蓉和她的丈夫刘海北相识在比利时鲁汶大学中国学生中心。

    他们都是从台湾去比利时攻读的留学生。一个是学油画的,从小对数字就不感兴趣;一个是学物理的,沉迷于数字世界之中。

    席慕蓉出名之后,朋友戏说刘海北家有“名妻”,说他宠太太或者怕太太。他们夫妻俩从不扫人家的兴,还会主动地提供些印证的笑料。朋友说得多了,刘海北干脆提笔给报刊写了篇文章,题目就叫《家有“名妻”》。席慕蓉主张婚姻中的两极求同存异,“男女之间有些地方是重叠的,但情感深处,各有彼此不了解的‘荒野地带’。只有承认和尊重这差别的存在,这个世界才是真正平等的。爱情,你若善待它,它一定善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