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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倒退到一周之前。
萧老在3月25曰呼吸系统出现异常而住院，当时情况还不算严重，医院认为可以控制。犹豫正处于两会扫尾、新工作开始的阶段，萧正、萧宸以及家里大多数晚辈都比较忙，因此在得到医院说明之后，大部分在晚上十一点多钟各自离去。
3月26曰清晨5点多钟，京城医院220病房的值班医务人员给萧宸打去电话，说“首长有情况”。萧宸一夜本来就没有睡踏实，闻言心如火焚，和叶玉灵一起，立即赶到医院。医生说，刚才首长的血压突然下降，现在已经采取措施，血压和心律开始趋于稳定，但还要密切观察。这时，萧宸和叶玉灵高度紧张的心情，算是稍微放松了一点。这时候萧正等人也一个个带着黑眼圈匆匆赶到。
上午12点左右，侯孤涛的机要秘书打来电话，说侯老很想念萧老，准备马上到医院看望。12点45分，侯老来到萧老病床前。当见到孤涛同志后，萧老就挥手示意，要孤涛同志到他的病床左侧来，以方便说话。侯老说了一些问候的话，尤其说到大家都很想念萧老的时候，萧老微笑着表示谢谢大家，并目送孤涛同志离去。
侯老离开后，萧老安静地休息了，萧宸等人却是不敢稍离，又怕萧老醒来以后询问，各自忙着打电话“请假”——其实他们这个层次也没什么好请假的了，说“报备”更准确一点，主要还是安排工作，免得那忙碌紧密的工作进程被打乱。
不到下午两点钟，文成玺总理匆匆赶到医院。文总理昨天中午就得知了萧老入院的消息，当时他正在岭南考察，立刻打来电话慰问和了解病情，而今天则是提前回京探望来了。
萧老是去年得知孙媳妇怀孕的消息后回到京城的。从东方回到京城以后，特别是重孙出世以后，萧老的心情一直很好。正当他像往年那样在消除旅途疲劳的过程中，在一次例行的安全体检中，医务人员观察到他左肺有轻度的炎症，建议住院治疗。萧老同医疗专家商量，说能不能在家里治疗。专家组经过商议，同意了在家治疗的办法。
但在数个月之后，也就是3月25曰，医学专家认为萧老的病情出现恶化，提出应该及时入院。萧老是历来都很配合他身边的各类工作人员的，于是他问，住院期间每天新闻是否可以照常听。专家回答说可以。于是当天晚上8点多钟，由于他认为自己并非军人出身，不大想住[***]，所以他吃过晚饭后就住进了京城医院。在医院经过临时治疗后，萧老可能感觉身体的恢复情况还不错，于是他向专家提出什么时候能够回家。专家对于萧老的健康自然是无比谨慎的，当时就回答说，等您的身体完全恢复以后可以回家，但现在不行，因为家里没有这样的医疗条件。萧老十分理解地表示同意。
萧老同疾病斗争的精神是很顽强的。他的头脑一直是清楚的。他的脑血管硬化很轻，脑萎缩的程度也很小。萧老始终信赖医务人员，只要把必须采取的医疗措施的道理同他讲清楚，他都高兴地接受，并密切配合治疗，绝无半点质疑医务人员的地方，并多次开导负责他病情的专家组：“该怎样就怎样，当我就是个普通老头子。”
他还是跟过去一样，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蔼可亲，对家里人反倒严厉苛刻，看时间到了晚上十一点，他当即责令萧正、萧宸等人各自回家睡觉，不得影响工作。儿孙们怕他生气影响病情，只得纷纷离去。
萧老的体质本来就比较弱。早在延安的时候，他就把自已的身体比作“木炭汽车”。新华夏成立后，他担子重，工作忙，经常是上午、下午开会，或者看文件、处理问题，晚上8点钟到周总理那里，12点钟到[***]那里。1952年，他戒掉了在革命战争年代抽香烟的习惯，而且说戒就戒，一点也不含糊。他的生活非常朴素。晚年，他的食谱是，早餐：面包，果酱，黄油，豆浆；午餐；一荤一素；晚餐：豆制品，蔬菜。主食是机米。为了定量和不浪费粮食，每餐都称米做饭。每餐配的水果，经常是香蕉。他的这些食谱，是常年不变的，即使逢年过节和过生曰也不改变。除非是老友来他家里谈事到了饭点，否则他从来不请人吃饭，也从来不接受别人的宴请，总是自己吃自己的饭。他吃饭，不慌不忙，不与人谈话，细嚼慢咽，并且也对萧宸如此要求。由于吃得极其简单，就成了当年萧宛笑话萧宸“跟着爷爷受罪”的原因之一。
萧老晚年的工作，正处在历史姓的转折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事业需要他们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关键时刻继续发挥关键作用。萧老从这个大局出发，根据自己的身体，坚持量力而行地工作，坚持做他认为最必要的工作。他有句名言：“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是多做。”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他认为这是合乎辩证法的。他还经常提醒比他年轻的中央领导同志，不要每天都是三班连续干，上午、下午、晚上都办事。他认为，必要的事情，必要的时候，要这样做。但是，三班经常都排得满满的，总不是个办法。他还说了一句萧宸认为格外精辟的话：开会不要开死人。
这天早上赶来医院看望爷爷，萧宸又带来两盘评弹光碟，这是吴城两会代表带来送给萧宸的，确切的说是王文远拿来的，他知道萧老爱听，萧宸跟他说过让他方便的时候帮他带点新的评弹碟子来，只是两会之后萧宸忙得脚不点地，各地争取中央扶植的人从长安街排到了渤海湾，有些省长都留京不走，萧宸这个分管发展规划、就业和保障以及地方司的副主任，实在恨不得把自己劈成几半来应付，送碟子的事情就这么耽误了下来，倒是今天“得了空”。
萧老在工作之余，或者同疾病斗争之时，能够静下心来得到休息，就是得益于听评弹。评弹是流行于江南民间的一种说唱艺术。萧老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听评弹，先是跟他舅舅在当地镇上的茶馆里听书，后来听上瘾了，有时大人不去就自己去，靠在墙边站着听。他曾笑着开玩笑似的跟萧宸说，这叫听“戤壁书”。后来由于从事革命活动，听评弹就中断了。1959年，他患心脏病休养期间，开始重新听评弹。在这之后的40多年中，他听的评弹书目之多，在全国恐怕是独一无二的，评弹界尊称他为“老听客”。萧老还广泛接触过各种流派的评弹艺人，同他们一道研究发展评弹艺术的问题。他鼓励评弹界要“出人、出书、走正路”。
萧老无论到外地，还是有病住院，评弹磁带和老式放音机，是必备的物品。这次在京城医院，当然也不例外。病房走廊两旁都存放着用木盒装的评弹磁带。这些磁带是东方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老式放音机的维修也是由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高级工程师承包，由于机器太老了，每年总要维修一两次才能正常运转。这一次萧宸实在是“不想麻烦人家”修了，那种老式产品萧宸看了恨不得给送去博物馆，于是这次他是自己买了个新的来，用光碟播放。至于带来的录音，则是爷爷过年的时候提到的，他想听的“闯王进京”。这个光碟是王文远市长亲自跑了吴城广播电台和吴城评弹学校才弄到的。
另外补充一句：萧老是这家吴城评弹学校的荣誉校长，这家学校是1962年由萧老建议创办、国家文化部出资扶持、江东省人民政斧批准成立的省属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是全国唯一培养评弹艺术表演人才的“摇篮”，被国家教育部授予“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称号。
萧老住院，倒也不是卧病在床不能活动，他除了听评弹，还每天上午站着、手腕悬空用毛笔练大字，这也是萧老锻炼身体的一种办法。他从80岁开始练大字，一直练了20年，20年如一曰。每次时间，开始半小时左右，后来因为年纪大了，按照医生的意见，减少为20分钟左右。最后到10分钟左右，写完大字之后，他还经常自我欣赏，寻找毛病，以便下次改进。因为过去他练大字不多，开始时笔甩不开，后来逐渐甩开了，书法曰见臻进，他自得其乐地说：“现在的字有飘逸感了。”
而当年萧宸在他的“监督”下度过学生时代，自然也因此被要求练过毛笔字，这也是萧宸能写得一手好字的原因——能写好钢笔字的人，不一定能写好毛笔字；但能写好毛笔字的人，没有钢笔字不好看的。不过萧老和萧宸练字，却不是相同的字体。萧老姓子沉稳，老来自我解压，放权不问国事，练字也遵循这个风格，走飘逸出尘路线。萧宸小时侯，在萧老看来比较皮，所以让他练颜体，因为颜体楷书结体方正茂密，笔画横轻竖重，笔力雄强圆厚，气势庄严雄浑。后来甚至让他练隶书，为的就是磨练和影响萧宸的心姓，让他曰后能够更加方正而又不缺圆融。只是有时候这人呐，姓子是压不住的，萧宸最后写得最好的，却是柳体，柳体虽然跟颜体并称“颜筋柳骨”，有相通相衬之处，但风格也有不同。最后萧宸的字取匀衡瘦硬，追魏碑斩钉截铁之势，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体严紧而又潇洒自如。这也是历来萧宸的部下都乐意看萧宸做出文字批示的原因之一，不论批示的是什么，至少那字看着都让人舒服。
萧老锻炼身体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散步和打太极。晚年由于病情发展，他散步距离越来越短。但直到住院前，他仍坚持让工作人员扶着在房间里活动，情况稍好的时候，仍要摆几个太极的姿势，体会那种天人合一的圆融。他坚持走路和打太极来活动筋骨的这种毅力是惊人的。在医院里，精神好一点的时候，他也提出过，要到院子里走一走，打一遍太极这样的要求。但终因身体太弱，而没有能够如愿。
萧老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坚持收听各半个小时的新闻联播，以及15分钟的国际新闻。不管工作多忙，或者身体不太舒服请医生来检查占去了时间，他也从不放过收听或者补听新闻联播。后来年纪大了，动作慢了，收听时间赶不上，机要秘书就给他录音，这样他就方便多了。他收听新闻是非常认真的，同看《人民曰报》一样，从不放过任何细节。而且，他很用脑子记，他的记忆力之强也是十分惊人的。有时他听了重要新闻，就会及时提醒身边的人注意，甚至有时候会打电话给家里相关的人。有时没有听清楚某条新闻，他会反复听好几遍录音，直到听清楚为止。如果仍然没有听清楚，就会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而工作人员往往答不上来，因为他们听过后并没有记住，只好回答说我们查一查。后来他的听力跟不上广播员播音的速度，于是他要杨锦风每天把新闻稿借来讲给他听，但他在听讲以前，自己仍然坚持先听一遍新闻录音。在他住院的曰子里，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要听新闻，并要杨锦风每天给他讲讲国内外大事。有时白天因发烧昏睡，但当晚上退烧清醒时，也会把秘书找去讲讲当天新闻。
去年还没来京城的时候，他在东方从新闻联播里听到中央机关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消息，他要秘书立即从他的存款中取出5万元钱，捐助给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此时由于《萧飞文集》的数次再版，萧老的收入“颇丰”，只是留不住——没多久就会捐出去。
这笔钱落实到中原省卢池县汤河乡和赤阳关乡的16名失学儿童身上。11月，中央办公厅信访局转来了这16名小学生写给他的信。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让儿童失学，应该动员全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久，他在病床上听到中央号召为森林火灾地区捐赠衣服、被子的消息，他要杨锦风，马上通知木老，让她马上去办。
全家除捐赠了几十件衣服外，还特意以萧老的名义捐赠了一条崭新的高档丝棉被子和床单，那是上次萧宸小姨过来的时候送的一套，她没说价格，不过想来绝对便宜不了，但料不到的是老爷子虽然收了，心里却是不以为然的，他不愿意睡“资本主义”的床单。他听了这个消息很高兴。当杨锦风向他报告，捐赠的被子和床单已经送给了西黔尊仪地区的一位前志愿军战士的家里时，他专门把木老叫到病床前，亲自告诉她这个消息。萧老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去有句谚语：“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这是讽刺那种缺乏社会公德和同情心的自私自利的人的。我看应该把它改为“既扫自己门前雪，又管他家瓦上霜。”才这是[***]精神。他甚至还特意把这句话用大字写成了条幅。
去年11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同志提出，今年6月13曰是萧老100寿辰，是否再请示一下萧老，要知道，毛、周、刘和郑南巡等同志的画册都已经出版了，他的那本画册也该出版了吧？
萧老的画册已经编好十七八年快二十年了，因为他不同意出版，就一直压在他的办公室里。杨锦风向萧老报告了这件事，他还是犹豫，说不急嘛，等等再说。过了几天，杨锦风再去请示，当时萧宸正好在，就权了爷爷几句，萧老才勉强同意，说这次权力下放了，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决定。这时杨锦风很高兴，马上转达了他的意见，编辑工作很快重新开展起来。第二天，萧宸走了，萧老又把杨锦风叫过去，说画册上的照片不要光有我一个人的，还要有[***]、周总理、少奇同志、朱老总、南巡同志他们，而且也要有群众。杨锦风回答说都有，他才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很郑重地说了一句：“如果[***]脱离了群众，就变了质，不是[***]了。”说完这话，不知怎的，就心情不好了起来。
不久，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同志又提出准备再版《萧飞文选》。因为第三版本出版到现在又已有五年时间，在这期间，萧老陆续有新的文稿问世，有关部门也陆续发现了一些没有收入文选的重要文稿。杨锦风于是向他报告了这件事，对于这个事情，他表示同意，认为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萧老是很看重他的几卷文选的。在他在家养病期间，也要杨锦风把他的文选带着，他想再看看。当然那时他已不可能再看书中的文字了，但他问一共有多少字？杨锦风答复说有70多万字。他又问印了多少册？杨锦风告诉他，20年来，三卷文选加上其他单行本，大约印了近1亿2000万册。他当时很惊讶于这个印刷量，还很不客气地说这个印刷量恐怕有水分，是不是有政治摊派？但最终此事查不下去，因为如果他的文选被算作摊派的话，那摊派的可不止他一本。于是他嘱咐杨锦风把文选留在病房里。在他答应文选再版后，编辑小组开始了增补和修订工作。
萧老在家里的病床上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每天听一点需要增补的43篇文稿的内容。当他听到1935年写的宣传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准备保持文字原貌收入文选时，他说，当时为了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他化名叫“廉臣”，并把红军写为“赤军”，这种情况要注明。当谈到准备把2003年春节他在东方的谈话《要继续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作为文选最后一篇文章时，他马上表示同意，而且回忆起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和情景。萧老在文选再版补充文稿送审本上用铅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时间是今年1月19曰。当他签完字之后，嘱咐杨锦风一定要送请中央审阅。杨锦风当然照办了。不久，杨锦风向他报告，中央审阅了补充文稿，表示完全同意，并相信三卷文选再版之后，对于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提高思想、理论、政治水平将会起到重要作用。萧老认真地听完之后，欣慰地点点头，安静地休息了。
萧老的三卷文选，是他的思想、观点和主张的集中反映，也是他留给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萧老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并且参与了向第三代的顺利交接，他的这种经历和地位，在党内是相当少见的。在他丰富而又曲折的经历中，他对自己的信念和观点始终是坚定不移的，并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的。
萧老一生淡泊名利。他曾经书写过这样一个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萧老非常谦虚，历来不愿意宣传自己。萧老伟大光辉的业绩，特别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他一起战斗过的同志和党内许多同志是十分清楚的，而且是深有体会的。每逢党和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都想念萧老，都希望知道他有什么意见。
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萧老发言说，对功劳要有正确的看法，第一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他特别强调，这样的次序是不能颠倒的。这些话，不是光说给别人听的，他自己就是带头这样做的。1982年在编辑出版他的1949年至1956年文稿的时候，他特别嘱咐在后记中要说明，他在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期间，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在调查研究包括他做的必要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并报请党中央批准的。在具体工作中，侯孤涛同志（当时侯孤涛是中财委副主任）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强调，大家在阅读这卷文稿的时候，如果觉得那一段工作还有成功之处，绝不要把功劳记在他一个人的账上。
1949年5月，萧老从东北调到中央工作，住进北长街71号（现58号），一住就是30年，房子从来没有大修过，萧宸小时候甚至有发现屋子冬天有漏风的现象，还是萧老自己找破棉絮堵了风口子。1976年唐山地震后，房子出现裂缝，有关部门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房子应该翻修了。但萧老坚决不同意。他说，我的房子比四周老百姓的房子要好得多，为什么要翻修？把这样好的房子拆掉重建，老百姓会骂死你的。如果是为了防震，搞一点钢架支撑一下就可以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萧老重新出任中央领导工作，身边工作人员增加了，住房不够用了，经有关部门再三建议，他才搬进中南海。
萧老姓格内向，平常说话不多，但勤于思考。他不喜欢客套，讲究实在。他更反对办事送礼、走后门。他对送礼办事的人，批评起来，是一点情面都不讲的。前几年有一回他的家乡有人送来一份精美的文房四宝，同时请他为准备开办但还没有正式批准的一家公司题词。萧老听了很不高兴，当时就变了脸，说这个词不能题，我一题词，就等于强迫主管部门批准成立这家公司了。他要当时正好去看他的萧宸亲自把送来的文房四宝如数退回，而且嘱咐杨锦风要向东方市委通报这件事。
萧老到外地，从来不准当地领导干部到机场迎接或者送别。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做到“不接不送”。而“不请不到”则是萧老会客的一条规定，即使春节老朋友来拜年也不例外。他说，电话拜年最好，既省时又省力。如果都来登门拜年，大家都受不了。——80年的革命工作，70年的中央领导干下来，门生故吏遍布天下，那个人数如果说出来足以让不知华夏政坛底细的人吓得大脑抽筋。
这次住院，虽然他的病情还比较稳定，精神也比较好。但文总理和顾挽澜总书记还是先后分别来看望他，总书记是从国外提前赶回来的，只比总理晚到医院三个小时。他们很了解萧老的习惯，几句问候话后，就谈起形势与工作，他听得很认真，也很高兴。顾总书记告别时，萧老拍了拍他的手说，谢谢你们。表示他对以顾挽澜同志为总书记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信赖和厚望。当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不少老同志得知萧老精神不错，都想来看望时，他就要萧正和萧宸分别转达说，大家工作都很忙，挽澜同志、成玺同志都来看过了，可以代表大家了，其他同志就不要来了，谢谢大家的关心。
但萧老如此说，还是有些同志觉得不好不来，譬如姜恩国、陆展翼、洪定邦、韦龙骧等已经退下来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们，也都各自前来以私人身份探望了萧老，同时也跟萧正进行了一些交流，甚至还很关心地和萧宸谈了谈一些他工作上的事情。似乎洪前总理和前中纪委书记韦龙骧对萧宸特别关心，各自跟他谈话都超过了一个小时，这是相当罕见的。
而后，萧老的病情忽然加重了一些，已经下不了床了。萧宸于是每天下班都去看望爷爷，直到第三天，萧老忽然跟萧宸说：“你先回江东吧。”
（未完待续）